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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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史旧将，被迫委任他们为河朔三镇节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适时，全国已有48个节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后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盟抗唐，藩镇割据由此形成。以后各地节度使竞相效法，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从代宗始，历代皇帝大都企图削藩，除宪宗李纯取得削藩胜利，恢复暂短统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战略不当等而失败。随着唐王朝日趋衰落，割据势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与此同时，唐廷与吐蕃、南诏的战争交炽进行。平安史之乱时，唐军主力由西北内调，吐蕃乘虚占据河西、陇右，并频繁东进。平叛刚结束，即攻占长安，代宗避难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收众4000余，以疑兵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广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举兵反唐，先后两次引吐蕃、回纥大军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泾阳（今属陕西）等地（参见邠州之战、奉天、灵台之战）。郭子仪率军反击，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大破吐蕃，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年间（766—779年），唐将浑�｛、李晟等多次率军击败吐蕃对陇右、关中、剑南西川的攻掠。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北、西南两地区。大相尚结赞领兵攻掠陇右后，转兵安西，攻占北庭都护府，从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绝；而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招抚南诏，以分吐蕃之势，集中兵力反击，不断重创吐蕃（参见神川之战、维州之战、唐破吐番维州之战），尽复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归唐。宪宗时，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频繁攻掠，多为唐军击败。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和，双方会盟于长安城西，相约“屏去兵革”，“暴掠不作”（《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收复西北11州，吐蕃从此不振。后来，南诏攻西川，袭安南，占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成为唐主要边患。安南部护、西川节度使高骈等率军破之（参见交趾之战）。唐和南诏于中和年间（881—885年），恢复通好。唐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其中以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参见王仙芝起义、黄巢起义）。尤其黄巢起义军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广明元年（880年），历经转战中原（参见黄巢转战中原之战）、进军江南（参见黄巢南下福州之战壕）、北伐夺取长安（参见长安之战），建立大齐政权，达到全盛。后在唐军与沙陀骑兵联合反攻下，退出长安（参见唐夺长安之战），再犯战略错误，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失败。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唐政权，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代唐称帝，建后梁。从此，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持续50余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契丹复盛，不断攻掠中原。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世宗柴荣即位后，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辽（契丹）与北汉联军（参见高平之战）。“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册府元龟》卷104），遂整饰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夺取幽燕（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割让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汉的方略，着力进行统一战争。但当其准备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时，却身染重病而班师。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建宋，后周亡。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尔后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隋朝建立至后周灭亡的37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和战争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统一政权，王朝的将帅很多是少数民族人，作战时亦经常使用少数民族军队，因而，这时期的军制和战争兼有两种民族的特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亦较前有明显发展。在军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优点，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将军户编入民户，兵农合一，并规定军府有领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掌军令和军将除授但不能直接统兵，二者相互制约，军权集中于皇帝，对后世军制影响甚大。但到唐开元后，又实行募兵制。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骑兵作用。虽然步兵在军队总数上居多，但以骑兵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因之不断加强马政，努力增殖战马。唐全盛时仅官马即有70余万匹。为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将重甲骑兵逐渐淘汰，基本上改为轻装骑兵。因江海作战增多，水军建设亦有较大发展。如多次进攻高丽，均有数万水军及数百艘海上战船实施渡海作战。除沿用楼船、连肪等战舰外，还发展了以轮形桨推进、航速较快的车船，发明了在水线下两舷上装有浮板（今之舭龙骨）以增强耐波性的海鹘船。各类战船已广泛采用横舱壁和水密舱，船舷亦装上巨木大概，战斗性能较前大为提高。唐朝前期军队的战斗编成，适应攻势战略及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按步兵、骑兵、突击队（跳虏）、机动队（奇兵）进行编组，重视远战能力，强调在冲锋距离外杀伤敌军，因而步兵除装备长枪、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击队及机动队战时多为骑兵组成。军队的的基本战斗队形为便于突破的楔形队形。当遇山区及复杂地形不便展开时，创造了竖阵（纵队），直接投入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国防战略方面，隋沿袭秦汉以来的守势战略，唐前期则改为攻势战略：对攻扰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攻略、征服手段达到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目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取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兼施的方针。在“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时，实行“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宿卫将军或边州（羁縻州）长官，有的还妻以公主，以加强其向心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统辖问题。在战术运用上，强调积极进取，惯用机动战术，以骑兵的快速突然行动，进行突破、奇袭、追击，求得以少胜多和全歼，是这时期作战的突出特点。如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千骑，突破窦建德军阵，歼其5万，唐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率骑兵1万，奇袭颉利可汗，歼东突厥军10余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2000骑追击宗罗喉军，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种亦力求运用这一战术。如唐平萧铣之战，李孝恭、李靖率水军乘三峡水涨袭击肖铣；蔡州之战，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袭吴元济等，均取得了胜利。强调步骑协同，并将“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卫公兵法》）的理论结合运用，亦是此时作战特点之一。以善使强弓劲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战，而以良马奔冲、适于机动、攻击的骑兵担任迂回、侧击等任务。当敌占优势时，以步兵与敌正面对峙，先取守势作战，俟敌疲惫时，再抓住战机投入骑兵，以迅猛之势向其弱点、要害处发动突击。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等，唐军均以此战术获胜。还出现了威力侦察及交互掩护撤退等新创战术。因城市战斗增多，城防工事构筑及城池防御战术均有发展。城内有重城，城外有羊马城。羊马城与护城河外还构筑了配置强弩用以反射的弩台，使防御纵深增大，稳定性和韧性大为提高。城池防御战术，亦强调积极进取，不断组织守城部队出击、反击。如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参见雍丘之战），李光弼守太原等（参见太原之战），均以反击挫败叛军。利用地道反击，也成为这时期的常用战法。

战争通史　＇中国＇宋辽夏金元战争综述

　　　　宋（960—1279年）、辽（916—1125年）、夏（1032—1227年）、金（1115—1234年）、蒙元（1206—1368年）是中国几个政权并存，经过战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主要战争是北宋（960—1127年）的统一战争，北宋与辽、夏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辽与夏、金的战争，蒙元与夏、金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并使之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大兵团骑兵作战与抗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均有发展。各种重砲、强弩相继出现。城池改制和山城筑城体系相应产生。武学制度的确立，拓宽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拥有精兵20余万，据地118州，是除辽外割据势力中最强的政权。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党项、北汉及辽，南有后蜀、南唐、吴越、武平、荆南、南汉及闽，西有吐蕃及大理。辽朝实力强大，据有幽云16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控制了北方战略要地，系宋之主要边患。北汉距宋都开封（今属河南）极近，又有辽为后援，对宋颇有威胁。赵匡胤为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不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针对各政权情势，采取南征北御，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着力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参见北宋统一战争）。建隆三年（962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在长江流域、岭南和河东地区，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势力（参见荆湖之战、宋灭后蜀之战、宋灭南汉之战、宋灭南唐之战、宋灭北汉之战），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宋太宗赵光义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参见宋辽战争）。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参见高粱河之战）。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参见满城之战、雁门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参见岐沟关之战）。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策，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构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900里、纵深60里之水障地带，设28寨、125铺戍守，以迟滞、阻遏辽军骑兵，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参见宋与西夏的战争）。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延（今延安）、庆（今甘肃庆县）、环（今甘肃环县）各州要地，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并挖竣深宽各1。5丈之堑壕380余里，沿宋夏边境，形成一条壕堡防御地带。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参见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参见河南、凉州之战）。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此时女真族崛起东北，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公开反辽（参见金辽战争），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北伯都讷）（参见宁江州之战），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参见出河店之战）。次年称帝，建大金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和护步答岗两歼辽军主力（参见达鲁古城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宋徽宗赵佶不顾群臣反对，采纳宦官童贯及辽降将赵良嗣建议，联金灭辽。遣使赴金谈判。宣和二年（1120年）订“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共击辽国，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等地由金军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等地由宋军攻取；灭辽后，由宋收回原来汉地。输辽岁币予金。四年，金军已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中京，宋军两攻燕京均告失败。当年冬，燕京为金军攻破，辽地尽为金有。金欺宋弱，宋增加岁币，金仅还宋燕、蓟（今天津蓟县）等四州。宣和七年，金军攻宋（参见宋金战争），逼近太原。赵佶禅位其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宋东京（今河南开封）不克，恐宋援军断其归路，接受宋割中山（今河北定州）等三镇及赔款条件后匆匆撤军。赵桓不修战备，当年秋金军再度大举攻宋，十一月破东京，徽、钦二帝降金，宋亡（参见金灭北宋东京之战）。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称已亡之宋为北宋。

　　　　宋高宗即位之初，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等建策，实行重整军备，控制两河（黄河、淮河），固守长江，伺机反攻的抗金战略，但很快即转为执行退避妥协、委屈求和的方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属江苏）。金未经决战轻易亡宋，遂恃其强大骑兵优势，采取正面进攻、猛打穷追战略，乘胜南攻，企图一举再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参见东京之战）。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赵构由扬州退至临安（今杭州），准备放弃中原，退守长江。三年三次攻宋，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下建康（今南京），破临安，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至昌国（今浙江定海），赵构乘船逃至海上。金军孤军深入，处处受敌，难以持久，退军长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参见黄天荡之战）。金军三次攻宋均未能消灭宋军主力，且损失甚大，遂改变战略部署为东守西攻，正面取守势，利用降官刘豫在中原建立傀儡政权齐国，使其对抗两淮宋军，作为缓冲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企图打开蜀口，夺取两川（今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便尔后顺流东下，略取江南。战争重点遂由江淮移至川、陕。宋对此已有预见，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但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被金将完颜娄室击败，金军损失亦大（参见富平之战）。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年），金军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参见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参见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仙人关之战）等地遭秦风路经略使吴玠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金军重点进攻西翼失败。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