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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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个字删去了。廖盖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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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他提出的这两点意见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辩证地看待苏共二十大的报告

　　　　苏共二十大开幕后，代表团遇到的另一个更大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当时我国还正是强调学习苏联，从不讲中苏两党间的矛盾和分歧的时候。所以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未看出这个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廖盖隆说：这“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去看问题”。

　　　　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

　　　　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对前两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在对于第三个问题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上与报告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廖盖隆回忆说：邓小平对此就有明显的不同意见。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苏共二十大闭幕时，朱德又应邀出席当天下午一个工厂为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群众大会。秘书们也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指出，讲话稿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后来，在２月１９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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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社论《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也有意地没有提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廖盖隆深有感触地说：“２３日，我看到了１９日的《人民日报》，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评论，有些地方（关于和平过渡一点）颇为模糊不清，也可能是特别慎重的原故。

　　　　‘这就说明，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因为《人民日报》不提’和平过渡‘，并不仅仅是’由于特别慎重的原故‘。“

　　　　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的看法与党中央的看法不谋而合。

　　　　“他对苏共二十大报告清醒地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过渡’的提法，是正确的。”

　　　　１９５７年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一次由邓小平主持的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辩证地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对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随即召开了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作这个报告的第二天，苏共召集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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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内容的要点通知了各国党。随后，又将报告的复印件（即苏方接待人员所说的“红皮本”）

　　　　送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样的“红皮本”

　　　　，并且公开发表，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为此，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肯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揭开盖子”

　　　　，“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意见。当时的意见归纳在３点上：一是苏联采取这一严重地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二是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抹了黑，造成各国人民的严重思想混乱，长了反动派的志气，灭了各国革命人民的威风；三是事实上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集体一起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没有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而把一切错误的责任推给斯大林，并且把它看成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不仅违背了事实，更重要的是因此而没有对产生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及个人高度集权等因素进行分析批判，从而排除了为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而必须采取的切实认真的改革措施。

　　　　廖盖隆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对于这件事，虽然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不是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当时没有听到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对秘密报告的分析批判。然而，作为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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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看待问题的邓小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特别是我们从６０年代由邓小平直接参与而进行的中苏论战中完全可以看出，在《九评》中他有一篇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文章，完全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联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系列讲话，更可以看出正确全面、辩证地看待领袖人物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这些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也没有把“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导致这些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个人高度集权的弊端，并且指出这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自己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

　　　　廖盖隆深有体会地说：“正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郑重的、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进行自我批评而丧失威信和瓦解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相反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原则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路线１０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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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先知：

　　　　邓小平对马列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逄先知，１９２９年生，山东胶县（今胶州）人。

　　　　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逄先知说，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无法预料的。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时间很短，他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系统的理论；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曾使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其作用不能否定，但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错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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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先知认为，邓小平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十四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在这一领域有四大新贡献。

　　　　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更为完善。

　　　　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是一场革命。说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从旧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逄先知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提法，比起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有着鲜明的不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命题。

　　　　三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逄先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和货币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先后提及过商品生产，他们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有所前进。但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邓小平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在这一点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四是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二大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提出来，体现了邓小平一贯主张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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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思想。逄先知说，马克思和列宁也提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中共和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强调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逄先知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已成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共识。作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将是不可磨灭的。逄先知还专门撰文论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特点。他认为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逄先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历７０余年而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始终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冲破各种阻力，恢复并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在关键时候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以是正确的，他的革命胆略，政治上理论上的勇气和果断精神，所以是过人的，固然同他的智慧、丰富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性格分不开，但归根到底是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条。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和提炼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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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逄先知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专注地思考、研究、规划怎样尽快地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始终贯穿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个唯物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第三，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之后，紧接着同时提出来的两大战略决策。

　　　　第四，坚持“两手抓”。逄先知认为“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个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还用辩证法的另一突出特点，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要点。他所具有的这种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的品格，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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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一个战略区，统帅一个方面军的时候，早已显露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十多年的历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过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总是从战略上着眼，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第五，设计了中国通向未来的现实之路。

　　　　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根据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冷静分析作出的，达到理想的道路又非常实际、现实，如分三步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等等，从理论到战略方针、战略步骤、具体政策以至工作方法，可以说都达到理想与现实比较完满的结合。

　　　　逄先知说，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到１９４５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其间经历１０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共经过１４年时间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