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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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称。我回想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线错误和犯反革命罪要不要严格分开？对那几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开不开杀戒？

　　　　这两大问题，党内党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小平同志倾听多种反映，集中正确意见，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国家司法程序，作出了只审判犯罪行为，犯罪和错误分开，不开杀戒的重大决策。事情过去十年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这多么英明，多么正确！

　　　　小平同志１９８３年的‘严打’战略决策，同１９８０年对‘两案’审判和１９８２年对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一样，充分显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明睿智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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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云松：

　　　　邓小平不忘故旧

　　　　汪云松，字德薰，四川爱国知名人士。

　　　　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重庆商会会长。

　　　　他具有维新思想，曾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先任会长，后又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先生都是亲身所为，极尽热心。邓小平就是从他筹办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国的。如果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那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则当属汪云松。

　　　　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后，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又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

　　　　原来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现在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作客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当年汪云松先生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只是出于爱国热情，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也许并没有想到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汪先生那种办学的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做了共产党大官的学生几十年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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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忘记他。

　　　　１９５０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先生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后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

　　　　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５０年代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时，还特意会见了汪先生。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我们党的规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的人说：“要了解汪云松。”

　　　　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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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玠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

　　　　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１９５０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２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玠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

　　　　１９２９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玠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１９２８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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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央办公厅。

　　　　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１９２９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

　　　　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

　　　　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

　　　　，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

　　　　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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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

　　　　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

　　　　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

　　　　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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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３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不住脚而于１９３１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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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端绶：

　　　　邓小平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

　　　　１９３８年以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社会计主任，党组织委员会分支部书记，晋绥日报会计科副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计秘书组副组长、审校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副司长等职。

　　　　１９６５年，鉴于朱端绶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她休养。她仍尽自己的能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关怀，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上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都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在上海繁华的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有一栋楼，曾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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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栋楼下曾经是一家“生黎医院”

　　　　，在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字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为熊老板。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１年４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对此，李维汉有一个回忆：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

　　　　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开始到同年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１９２７年冬或１９２８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

　　　　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每天上午９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熊瑾玎当时在中央秘书处任会计。据当年担任过秘书处长的黄玠然老人介绍：“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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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朱端绶当时在中央机关当交通。她是由湖南党组织介绍到上海的。由周恩来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

　　　　，先是假扮夫妻，然后是假戏真做，于１９２８年８月结了婚。熊瑾玎比朱端绶年长２０多岁。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他们俩夫妇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功劳很大。

　　　　解放后，熊瑾玎生病住北京医院时，邓小平还去看过他。熊瑾玎于１９７３年去世，朱端绶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才逝世，终年８６岁。前几年，依然精神抖擞，步态稳健，回忆起当时有关邓小平的情况，记忆仍十分清晰。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是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２４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１９３１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

　　　　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

　　　　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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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端绶老人还告诉毛毛：“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

　　　　，也归你爸爸领导。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