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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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做的这一切，非常明显地与江青、张春桥搞的‘左’的一套对着干。二者之间的斗争，已是随时可见的了。”

　　　　果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展开了。

　　　　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

　　　　的总后台没有证据

　　　　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反对和诬告，也由于全面整顿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于是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恨。

　　　　１９７６年４月初，终于爆发了为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但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肖劲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诬蔑邓小平是“总后台”

　　　　；宣布了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肖劲光没有鼓掌。

　　　　他说：“宣布完毕，人们鼓掌，我没有鼓掌，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我认为说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我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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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提出了“两个凡是”。按“两个凡是”的观点，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肖劲光表示不赞成，和陈云、王震、王诤、耿飙等同志都谈过。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５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继续批邓“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肖劲光、陈云、王震等同志唱了反调。

　　　　５月份，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新观点。肖劲光回忆说：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的错误概念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同志临终嘱咐，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的、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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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为党找到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枢纽，抓住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前进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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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

　　　　毛泽东的探索在邓小平手里开花结果

　　　　胡绳，江苏苏州人，３０年代即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的《全民周报》、《全民抗战》等刊物当编辑。

　　　　１９４１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在重庆任《新华日报》社编委。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新中国建立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１９７５年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生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蒋介石和日本人斗了几十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胡绳认为：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件大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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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影响，不搬别国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件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就明确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不要照抄苏联模式，不要重复苏联的错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外来的强大影响和压力，坚持这种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犯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错误，乃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在自己手里达到应达到的目的，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邓小平手里，能够抗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胡绳认为：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１９７６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２０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立即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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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里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他的愿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和国际上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调动起来。

　　　　８０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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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忠德：

　　　　邓小平对开好“十四大”起着重要作用

　　　　刘忠德，吉林集安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１９６２年调南京工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研组长、教务处副处长、处长、院党委副书记、书记。

　　　　１９８５年６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５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１９９０年６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１９９２年９月兼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１０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１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兼中宣部副部长。

　　　　１９９３年３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作为中共十四大新闻发言人，刘忠德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下午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谈了邓小平同志对开好十四大所起的重要作用。有记者问：邓小平是否参加党的十四大，他对这次大会有什么影响？

　　　　刘忠德说：邓小平同志德高望重，他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今年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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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同志对开好这次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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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复之：

　　　　“严打”决策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品格

　　　　刘复之，广东梅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副部长，１９７７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１９８２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１９８８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１９３８年冬至１９４１年，刘复之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身边工作。从那时起，刘复之就亲聆刘、邓首长的教诲。后调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邓小平亲自担任一二九师锄奸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刘复之长期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一向重视和关心公安、政法工作。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指示。

　　　　１９８３年七、八月开始，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次“严打”

　　　　，是邓小平同时任公安部长的刘复之的一次谈话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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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清理。

　　　　因而，犯罪活动一时越来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作出“严打”的战略决策。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６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３天后，即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同志看完报告后，即在北戴河约刘复之谈话。并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参加。

　　　　３天前，邓小平同志还同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谈过。

　　　　他指出：现在刑事犯罪，恶性案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

　　　　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

　　　　的担心，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邓小平同刘复之谈话时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紫阳同志谈，就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小平同志翻开报告，念了有关段落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强调指出：”严就能治住“

　　　　，“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

　　　　，“这就是加强力量，这就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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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在谈话中，彭真十分高兴，一再说，小平同志这个决心下得好，全党下决心，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

　　　　谈话后，公安部立即传达了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指示。

　　　　并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很快作出了“严打”的具体部署。

　　　　十年后，刘复之饱含激情地写下了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洞察入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１９８３年７月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邓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

　　　　“严打”的结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

　　　　刘复之在文章中认为：“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１９８２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都贯穿着‘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坚强意志，没有他的伟大决心，要把‘严打’战役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

　　　　刘复之同志在文章中还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小平同志从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到领导党中央工作，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向以冷静观察，深思熟虑，精明判断，果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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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称。我回想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