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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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受到社会普遍公认。在中信公司建立５周年之际，邓小平为之写下了８个期望与赞誉的大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在１９９２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荣毅仁十分感慨，并联系中信公司发展的历史，在《人民日报》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荣毅仁说：１９９２年是具有不平凡意义的一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反复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愈加觉得谈话阐述的理论如高屋建瓴，剖析问题切中肯綮，充满真知灼见。它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对此，荣毅仁深表赞同，并做了深刻阐述。他说：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就会理解，实事求是是其思想出发点，也是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贡献。

　　　　４０多年来，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过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的时候，也有过艰难困苦、曲折反复的时候。失误的教训，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脱离我们的国情和实际，照搬本本，搞形式主义。

　　　　１９７８年，小平同志十分英明地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左”的僵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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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藩篱，为把中国推上改革开放航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正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以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十几年来，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荣毅仁认为，就经济工作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要符合经济规律，行之有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科学，就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信公司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荣毅仁说：回顾小平同志关怀下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走过的十余年历程，感触良多。

　　　　中信公司筹建之初，小平同志即指示，公司要为对外开放服务，按经济规律办事，排除官僚主义干扰，并给予公司以经营和人事自主权。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十余年来，中信公司努力开拓创新，按国际惯例办事，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作法，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走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阻力中前进的。如果说中信公司十余年为国家的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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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完全是由于公司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的指示，实事求是，努力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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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

　　　　邓小平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

　　　　１９２９年后，任红军纵队党代表、司令员、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兼政委。

　　　　１９３４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副政委，内线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七兵团司令员。

　　　　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９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农村办主任。

　　　　“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１９７４年恢复工作后，历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中共第七届、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谭震林与邓小平曾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同在总前委共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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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又与邓小平同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大。

　　　　“文革”

　　　　中谭邓共同站在反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均受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谭震林坚决拥护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坚决支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他们共同战斗，彼此交往多年。谭震林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有较深的研究。

　　　　邓小平决策艺术高超

　　　　１９４８年我军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央指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指挥战役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当时邓小平是中原野战军政委，谭震林是华东野战军副政委。

　　　　谭震林后来回忆说：“总前委在战役中合作默契，共同指挥”

　　　　，才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

　　　　直到１９８２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淮海千秋》时，谭震林与当时还健在的粟裕一起，欣然接受了采访。在采访时，谭震林穿起草绿色军装，手执“教鞭”

　　　　，站在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讲述当年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讲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的作战部署，帮助人们重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这个重大战役的宏伟场面。

　　　　淮海战役硝烟未尽，１９４９年中央决定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当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委。

　　　　按照中央指示，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

　　　　邓小平、陈毅坐镇指挥第二、三野战军。解放后谭震林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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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回忆说：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同志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决策才能。在这次战役中，谭震林是奉命最先率部打过长江去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他指挥的是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

　　　　由于这些参战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惯水战，谭震林就把部队拉到巢湖开展水上练兵。陈毅称赞“巢湖练水军是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４月２０日晚，谭震林指挥的３０万人奉命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

　　　　万炮齐轰，千帆竞发，最快的船只仅用１５分钟就抵达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渡江后，中突击集团向内突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为我东西集团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国共和谈的进行，在西柏坡开会的邓小平、陈毅商定，推迟原定的渡江时间，并报中央批准。正在训练部队的谭震林接到命令后，马上理解了中央军委及邓、陈的意图。

　　　　他要求部队指战员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武装头脑，认真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示。同时又要求大家切实防止在敌人的“和平”阴谋面前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把立脚点放在谈判破裂，继续做好渡江战斗的准备上。中突击集团大部渡江后，４月２２日晚，谭震林等率领七兵团指挥部，乘坐木帆从北岸起渡过江。当指挥船行至江心时，突遇从安庆向南京顺流而下的国民党军舰。敌舰发现我渡江部队，立即枪炮齐发，情况万分险急。谭震林一方面指挥船只避开敌舰，一方面组织火力还击。当时正在肥东总前委指挥所的邓小平、陈毅获悉这一险情后，十分担心谭震林等人的安全，接连不断地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震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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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顺利抵达江南坝埂头，未受任何损伤时，才放下心来。

　　　　多年后，当时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次险情时，还激动地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真是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

　　　　２３日我军解放南京，当时谭震林遵照邓小平的“部队渡江后，英勇顽强就主要表现在两条腿上”的指示精神，命令各部要不顾疲劳，继续猛力向前推进，歼灭逃敌。

　　　　邓小平是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

　　　　１９５６年２月，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邓小平、谭震林均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再度共事。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邓小平、谭震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谭震林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这虽然是苏共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但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素以心直口快被称为“大炮”的谭震林，与林彪、“四人帮”展开激烈、针锋相对的斗争已是众所周知。谭震林对于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的局势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革命’总不能不吃饭啊！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农村搞乱了，把农业这个基础摧垮了，地里不长庄稼，不收粮食，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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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造反派冲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时，他气愤地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江青他们这伙人目无党纪国法，如此无法无天，真是不能容忍！”谭震林还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压制群众，反对革命路线”

　　　　，以及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大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是反感。

　　　　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搞“文化大革命”

　　　　“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

　　　　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谭震林思考了许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痛切地感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要实事求是的难度。在“文革”中，他对每一点国家形势向好的方面的转变格外珍惜。１９７３年谭震林从桂林回到北京，他常去叶帅家，还与邓小平、彭真等老同志交往，并参加了由邓颖超任组长的学习小组。

　　　　他只想与老同志沟通思想，交换看法，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全国形势好转，给了他很大鼓舞。

　　　　《邓小平文选》要大书特书

　　　　粉碎“四人帮”

　　　　的消息传来，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那晚直到天亮他才睡着，因此睡得很香，甚至掉到了地板上都还没醒来。这是他自“文革”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态。从此以后，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精神，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纪念毛泽东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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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周年前夕，《红旗》杂志社约谭震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立即着手写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文中回顾了党的革命历史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着重批判“两个凡是”

　　　　，直接表明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观点。但文章拿去后，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以“《红旗》不能介入这种争论，文章要重新修改”的理由扣发。谭震林坚持原则说：“文字上可以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稿子转到邓小平那里，他看后指示：“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送《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卷入？

　　　　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看后也指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就已经被动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震林由衷地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他坚决拥护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不止一次地说：“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党要认真学习和加深理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谭震林非常高兴，他认真研读，提出应该“大书特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８０高龄的谭震林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但舍不得去。

　　　　因为‘四化’重任在肩，前景迷人啊！“

　　　　谭震林临终前，尽管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仍在口授纪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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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诞辰９０周年的文章，并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再次赞扬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还对身边的亲属说：１０月１日，“我要上天安门和群众见面，支持党中央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

　　　　谭震林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他逝世后作为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谈《邓小平文选》，可见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观点和精神的赞赏。这些体会也可以说是谭震林用他一生的切身感受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切实的最客观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回顾粉碎‘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