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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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并不是把毛泽东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对待。邓小平恰恰是要通过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以拯救历史上的毛泽东，尽管他现在所拯救的是一个声誉已大大降低并且也像普通人那样犯过错误的毛泽东。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通过区别“错误”与“罪行”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区别是１９８０年夏天由邓小平决定的。

　　　　……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强调要“肯定”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并批评他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有一些党的干部（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毛泽东抱有怨恨，但是，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却意识到了把毛泽东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象征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大多数后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比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决议的评价要低，但是，官方决议在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对他作出了赞扬，这决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

　　　　，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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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现代化论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

　　　　那些蒙受过多年耻辱，有时还遭到过迫害而现在又重新获得权力的党的老干部，十分留恋地怀念在自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及在５０年代初期和中期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毛泽东。他们把５０年代前７年视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邓小平及其伙伴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赞扬决非仅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们还力图恢复１９５７年前，即在毛泽东还没有陷于有害的极左和乌托邦观念以前的“纯粹”的毛泽东主义。正如老资格的经济决策者陈云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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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布莱：

　　　　邓小平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

　　　　杰斯·布莱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他的《胡耀邦传》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是作者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对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刻意进行了描述，对于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照搬毛泽东晚年的“左”的一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对于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抵制，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同胡耀邦与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动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他在听取胡耀邦汇报说在复查、平反“文革”的冤案、假案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感到为难时说：“怕什么！

　　　　‘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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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再待了。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１９７８年春天，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理论动态组改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发表后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下面两段文字摘译于杰斯·布莱的《胡耀邦传》，文字虽然不长，但仍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材料”

　　　　，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１９７８年５月，邓小平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发出挑战。

　　　　中共中央随之引起不安。当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虽然得到消息，却并不在意。

　　　　１２月，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安排在“工作会议”

　　　　（即预备会议，例称“打招呼会议”）上发起总攻，以压制主张“两个凡是”

　　　　观点的华派人物……三中全会举行大辩论，邓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邓的领导地位正式被确定。

　　　　香港一些小道消息对此事的报道颇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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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夏，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大权。

　　　　是年底，胡耀邦、胡乔木两人得到重用，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胡乔木则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他们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事先得从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说起，杨是中共为数众多的笔杆子之一，对理论问题素有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杨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地位次于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蜂拥而起，翻江倒海，差点把杨斗死。

　　　　“四人帮”垮台前，杨已获解放，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正好《光明日报》缺总编辑，胡急需选调一位有理论水平者担任此职，以为臂助。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调杨西光担任此职。杨上任后不久，正好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以前是政教系讲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杨看后认为可以刊登，就送给胡耀邦看。最后，经过胡、杨商量，征得邓小平同意，《光明日报》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决然首先发表此文。

　　　　接着，《人民日报》，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因为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引发了“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全面交锋。这场争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至今仍能感觉到它的余波。……

　　　　后来，《人民日报》公开透露：１９７８年４月上旬，“他（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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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当面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

　　　　，“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针对什么？向谁战斗？这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他写这篇文章的也不只是光明日报社，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凡是派”

　　　　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发表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此事，并认为此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因而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力主慎重态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论点，就是否定“凡是派”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理”这样一种观点。由此推而论之，毛泽东也难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也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符合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的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因而得到普遍支持，华国锋想压也压不住了。

　　　　邓小平、胡耀邦联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以后，接着便团结和分化华国锋左右的元老实力派。

　　　　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安排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他请陈云带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驳斥“凡是派”关于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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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

　　　　、“三七开”

　　　　、还是“四六开”

　　　　……，我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１９４９年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５０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１９５７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蛮干，到１９６５年止，其间毛泽东从１９６１年起退居第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１９６６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陈云作了评毛泽东的发言后，在工作会议上，“凡是派”

　　　　与“实践派”的交锋十分激烈。据后来传达报告说：“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主动找胡耀邦商量，认为会议上群情激昂，踊跃发言，应该让大家把话讲完。”由此看来，胡耀邦很可能是会议期间主论派的头面人物。等到华国锋察觉才去找胡耀邦讲话时，一切都已太迟了。

　　　　这次工作会议，为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派铺好了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道路。……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派的路线和方针，决议今后全党都要遵照执行。

　　　　由于三中全会决定华落邓起，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要实行一条与以往３０年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因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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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此视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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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米切尔：

　　　　邓小平主张改革制度化

　　　　费朗兹·米切尔是美国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国的改革进程，悉心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

　　　　１９９０年，威斯特维欧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米切尔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对邓小平推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的一些用词、提法，他的某些主张难免有我们不能苟同的地方。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中摘译的。

　　　　在邓小平看来，党本身要在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毛泽东却把党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则将党视为驾驭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同样目标有秩序有纪律前进的手段。在坚持全部目标的基础上，必须承认，这些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的作法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使党员群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力图把贯彻党的总路线与政府和地方权力机关的具体管理区分开来。他谈到，在党和政府的横向分工上，在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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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纵向分权上，要将权力分开。尽管这样，由于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并要服从党的纪律，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因而，从理论上讲，难以超越这种在民主集中和权力分开之间的困境。

　　　　关于党政分开，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现在常常作为给政治改革提供了根本方向的经典原则而被引用——“一切在政府权限内的事情都将由国务院和各有关地方政府讨论。中央和地方党委将不再在此类问题上下达指示和作出决定。”

　　　　他们仅行使“政治上的领导职能”。这种权力分开将扩大到地方工厂。邓小平建议，在一个工厂当中，厂长在党委领导下承担一切责任，党委仅处理重要的政治事项和原则问题，所有与生产、管理有关的事情将留给厂长处理。

　　　　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律秩序应用于党，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文化大革命”

　　　　的重演。

　　　　干部们对法律应遵守到什么程度？

　　　　这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党的领导地位妨碍了对法律的真正服从，不过邓小平的本意就是清洗党本身。

　　　　正如同他刚开始复职时所说：“正像国家必须有法律一样，党必须有规章制度。”

　　　　邓小平的整党运动和以前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是逐渐把运动推向深入，以便避免毛泽东时期那样，给党内生活突然带来一场混乱。正式的整党像以前一样，是建立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党员必须读书，对掌握有关文件内容的情况要进行测试。但事实上，他们以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活动对他们能否度过这一关很可能十分重要。那些在红卫兵组织中曾经很活跃的人物，那些在“文革”

　　　　中曾经捞到权力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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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那些曾经参与“打、砸、抢”的，或被逐出领导岗位，或至少降级使用。

　　　　４年后发表的有关这次运动结果的最后报告表明，２０余万党员被开除，３２．５万余人被降级。尽管这一数字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这种情况对党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和邓小平实行的总政策相一致，这次整党与毛泽东时期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那些被解职的人只是从有关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对个人予以法办。那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