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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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

　　　　“反潮流”是“左”派分子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奉若神明的一条原则，是他们攻击１９７３年后建立的各级政权时的一种借口。因此，要看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邓小平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天真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方法就是真正革命的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邓小平看来，“斗争”往往是流氓恶棍的“护身法宝”。

　　　　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对待经济工作的正确态度：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糟，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是“远水不解近渴”

　　　　，主张多搞应用科学，不必搞理论研究。邓小平严厉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这是“临渴掘井”

　　　　，是极其荒谬的想法。

　　　　如果忽视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的工业就会落后几十年。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总是把解放全人类看作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却强调“解放生产力”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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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心任务。

　　　　“左”派相信“群众”是解放全人类的主力军，而邓小平则坚持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和社会上的一切组织机构、经济部门及一切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邓小平引用了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段话：“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气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在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没有卢德分子（英国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向资本家抗议的团体的成员）的地位。对他来说，现代经济只有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样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向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学习，不管它们的政治如何。

　　　　他鼓励科学工作者和各国的科学家并肩前进，既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也要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从国外引进技术和知识是使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条途径，引进的费用可以通过煤炭、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出口来偿付。

　　　　当然，不能轻视我们自己的专家。邓小平强调党对专家的领导，同时又把党的领导同“群众”的过分干扰区别开来。

　　　　他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让专业人员自己去做。

　　　　谈到科研工作时，他甚至走到赞扬“白专”的地步。所谓“白专”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大相信的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那些政工干部强得多。他认为必须明确认识到：科学院毕竟是科学院而不是白痴院。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半导体研究权威黄昆被送到工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他回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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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上来。邓小平不仅要求提高专家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文化大革命”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呼声，其理由是如果“不顾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党要爱护和引导那些学有专长、技术精湛、工作努力的人们，不要太强调“政治”和“群众”的作用。虽然邓小平力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他对这些术语还是十分反感。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毛泽东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重要指示”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试图悄悄改变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论总纲》中，虽然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也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但是随即说明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

　　　　，必须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强调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要挑起阶级斗争，而是要“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文件是在对各种草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派他的追随者、杰出的宣传家胡乔木对文件润色，使文字适合“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邓小平的一些同事曾经担心这些文件会引起麻烦。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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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中有许多“辫子”。在中国，被“抓辫子”就是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指责。邓小平对此毫不畏惧，他很风趣地说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

　　　　维吾尔族的风俗是姑娘每长一岁就在头上留一条辫子。邓小平以他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了他的同事。他们该说就说，什么也不怕。

　　　　这些文件尚未完成时，邓小平就已采取行动抑制“左”

　　　　派们的过激行为了。例如，１９７５年春，有人试图改变工人的“八级工资制”

　　　　，邓小平坚决抵制了这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

　　　　“左”派想通过提高低工资和降低高工资的办法来缩小差别，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是“平均主义”

　　　　，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处理“杭州问题”上，邓小平也触犯“左”派的利益。

　　　　１９７４年以来，整个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一直受到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劳动秩序十分混乱，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同时，“自由经营”

　　　　、黑市交易都相当猖獗。

　　　　由于情况十分严重，从１９７４年冬开始，杭州对外国人实行关闭。

　　　　１９７５年，中央派王洪文到杭州去做工作，没有解决问题。同年夏天，邓小平抓杭州问题，派解放军去恢复秩序，逮捕了制造混乱的“左”

　　　　派头头翁森鹤。

　　　　在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中描写的经济混乱状况很可能就是邓小平在杭州所看到的情况。

　　　　同年春夏之交，政治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严厉批评了“四人帮”

　　　　，据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这很可能与杭州局势有直接的关系。在教育方面，邓小平采取了同样果断的措施。当他了解到科研与教育水平下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之后，他立即解除了一批负有责任的“左”派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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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并对有些人作了降职处理。

　　　　１９７５年夏季以前，邓小平一直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

　　　　处境不佳。但是，当邓小平制定的几份文件在秋季呈递给毛泽东及中央以后，“四人帮”反守为攻了。然而，遗憾的是，１９７５年８月至１１月的进展情况至今还无法弄清楚。

　　　　不过，下列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转变。

　　　　第一，１９７５年秋，周恩来病情恶化，各派人物都很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将不久于世。一方面，毛泽东将要失去最杰出的同事，他再也听不到温和派的意见了，这就使得他更有可能受到“左”派的影响了。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等人来说，则失去了周恩来对其下属提供的保护。

　　　　第二，邓小平的３个文件的实质就是要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局面。尽管胡乔木做过一番润色，但仍会被“左”派们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纲领，更何况邓小平等人的言论比起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小心翼翼保持平衡的讲话来看，显然要右倾得多，毛泽东早就应该从这些文件中发现问题了。

　　　　第三，毛泽东对事情的判断力很可能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

　　　　他没有参加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召开的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病情严重的话，是很难做出别的解释的。

　　　　即使病情不重，他也一定非常虚弱，很可能要靠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他传递信息。这样一来，“四人帮”就可能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任意歪曲，向毛泽东告状了。毛泽东也许已经神智不清，不管“四人帮”

　　　　说些什么他都表示同意了。

　　　　可以相信，１９７５年秋以来，他就不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了。像许多衰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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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笃的人一样，他肯定是好一天、坏一天的。他有很多时候可能任人操纵，这种情况必然会被“四人帮”加以利用。

　　　　“四人帮”会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趁机向邓小平发起进攻。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不需“四人帮”的煽风点火，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拟定的政策本来就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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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泰韦斯：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弗雷德里克·Ｃ·泰韦斯教授是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者。

　　　　他６０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１９７６年起，他应聘去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任教。

　　　　泰韦斯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大陆党的省级干部》（１９６７年）

　　　　、《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著，１９６８年）

　　　　、《中国的省级领导人》（１９７４年）

　　　　、《中四的上层纪律》（１９７８条）

　　　　等。

　　　　他还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１４卷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曾多次来华访问。

　　　　早在６０年代初，泰韦斯博士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特别是高层政治的研究生涯，著述甚丰。

　　　　１９８４年，美国Ｍ·Ｅ·夏普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译本时，更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作了独到的剖析。

　　　　泰韦斯博士通过研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于世。新的领袖集团，努力消除人治因素，建立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和机制，使中国逐渐走上法治的健康轨道。在该书中，泰韦斯博士多次指出，邓小平是“经历奇特的人物”

　　　　，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的长期合作者”

　　　　，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

　　　　，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事实上的领袖”

　　　　，他“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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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泰韦斯博士《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出版后，西方学者对这部专著评价甚高。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Ａ·巴尼特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泰韦斯的所有论述和判断，都应该极其重视这些论断，因为它们极具启迪意义。对于所有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严肃学者来说，这部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竭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也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本书仍旧是一本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学术著作。”以下这些泰韦斯博士关于邓小平的言论，是从该书中重新摘译、编排的。

　　　　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

　　　　１９７５年１月，由于周恩来健康状况恶化，邓小平曾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同时，邓还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尽管周恩来曾给邓小平的任命披上了法定——理性的外衣，但他去世以后，邓小平仍然被剥夺了权力并再次遭到宣传媒介的严厉批判。这一切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作出的结论是：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这表明，邓小平的法定地位首先必须取决于毛泽东。毫无疑问，当初在周恩来的极力主张下，毛泽东不仅批准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复职，而且也批准了四届人大对邓小平的人事安排，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虽然周恩来的个人威信不再能够保护“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本人，但传统的影响仍然起到了减弱毛泽东的权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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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作用。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虽然能够把邓小平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摆开，并任命华国锋作代总理，但他毕竟没有取消邓小平的头衔，也没有任命华国锋为正式的总理。据报道，政治局的一些重要成员，例如叶剑英和李先念，对“批邓”都消极对待。只是在４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人民群众的抗议浪潮震动了领导阶层）

　　　　，华国锋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理，同时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然而，阻力仍然存在。

　　　　尽管毛泽东一再指示批邓，但仍允许邓留在党内，而且，邓小平的亲信也没有完全遭到清洗。据说，许世友在天安门事件后曾陪同邓小平去华南，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曾会见过许多领导人，随着毛泽东即将去世，这些领导人开始酝酿同“四人帮”最后摊牌。但这些成员中都没有一个人打算对濒临死亡的领袖本人采取行动。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越来越公开化了，一些要求入党的人甚至受到讥讽。党政机关中也出现了那种只图个人享乐的剥削阶级观点，而且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于腐败现象进一步蔓延，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同样严重影响到党政机关。其结果是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邓小平曾带着依恋的口吻说：“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

　　　　然而，这种早年的合法性基础并没有迅速得到恢复。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四人帮”被捕之后，华国锋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毫无疑问，这是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出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是与整个高层领导的政治需要相吻合的。

　　　　出于稳定大局和连续性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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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领导在选举华国锋为新的党中央主席时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彻底承认了华国锋的合法性，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华国锋被选为接班人不再抱怀疑态度。

　　　　从许世友和韦国清的陈述中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许多高级干部都认为，１９７６年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情绪导致了他们在毛泽东生前抵制他的愿望，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就在党的正式会议之外同“四人帮”直接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