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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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的著名社论《理论与实际》（载《人民日报》）

　　　　在中国国外被看成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给予大量报道。

　　　　这篇社论只不过讲了１９８３年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以来几次提到了的事项。即马克思是古人，老参照他的著作并不能解决今天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关于这一点，１２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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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社论讲得非常清楚，说这决不是抛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灵活地领会。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必须使这种新看法得到发展。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物价猛涨，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急剧增加，被称为“不正之风”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也非常突出。

　　　　据后来解释，党中央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于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已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主要问题是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威胁，存在投机和黑市，最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来捞取金钱。

　　　　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邓小平等人尖锐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反对这些“不正之风”。强调指出，如果不消除这些消极的方面，那么邓小平在１９８５年２月所说的继１９４９年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本身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实践与理论

　　　　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又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新的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主要倾向。

　　　　邓小平最近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对香港代表团说：我们现在步子放慢一点，这是为了巩固、消化改革的成果，以便在以后实行更大的改革。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七五计划的中心是改革”

　　　　，再经过三、五年，就可以把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重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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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理顺。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谓长期，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下个世纪前５０年。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３日，邓小平对福田纠夫说，这个五年计划将决定改革能不能成功。他断言，“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要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尽管出现一些摇摆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些调整，但中国走改革之路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邓小平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有许多因素保证改革延续下去。首先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商品经济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现在正是形成系统理论框架之时。从这些因素中，我得出以下３个结论：１．舆论；２．领导机关的力量均衡；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领导机关的位置，然而中国人民的态度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摆布他们。

　　　　因此，我想就舆论对改革的反应谈点我自己的印象。

　　　　中国的舆论并不是单一的，现在已形成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即，１．（中国人称为封建式的）传统式的前近代文化。

　　　　２．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７８年后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

　　　　３．在毛泽东晚年的２０年间所宣扬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风尚。首先，在传统上蔑视“商人”和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对从商人员的轻蔑态度。例如，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我说，在市场上买菜时，必定到那些把菜运到北京来的农民那里去买，而决不到那些把农民的菜收购起来自己在城里再卖，以便赚钱的经纪人那里去买。他认为农民付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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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投机”的人不能认为对社会有贡献。不过，报纸上说，商人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与此相反，舆论反映出了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现在最令人不满的是高干子弟多半当了官，这就是一般人所指的“第三梯队”。

　　　　这样的选拔接班人的方法继承了毛泽东的方式，它本身带有封建性。反对现行政策的人们的动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物价上涨虽对农民有利，但却是以牺牲城市居民利益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对“不正之风”的关注。

　　　　所谓“不正之风”

　　　　，这是人们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它带有十分暧昧的特征。就反对投机和追求利益而言，是反资本主义的；就反对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而言，是反封建的。

　　　　一般来说，我的印象是，多数中国人对改革是赞成的，因为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管中国领导人将来是谁，在根据情况确定自己的方针时，都必须考虑到现行的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美以来，中国同西欧和日本进行了交流，不仅获得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从善意这点考虑，也得到了不少优惠。

　　　　如果回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这一切大概又将丧失。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现在这样良好的关系，将会带来知识分子的交流。在共产党人内部，尽管有人把开放政策视为“精神污染”的根源，但从总体上看，是持肯定态度的。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继续推行开放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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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政治改革，是否成功也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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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弗兰茨：

　　　　２５岁的军政委

　　　　马利·弗兰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邓小平》传一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读者当中的声誉。

　　　　继我们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舞台上首次独立扮演重大的角色，他为发展红军队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领导武装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年仅２５岁。

　　　　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弗兰茨的《邓小平传》，作者对邓小平领导上述两次武装起义，作了生动的记述。

　　　　１９２７年以后，由于党既无军事上的优势，又无后撤的地方，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把田地分给佃户。共产主义者打算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推行这个战略方面走在前面，他在江西省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据点。

　　　　在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南边相距１８００公里远的边界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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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省——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正适合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抢劫财产的国民党士兵追捕共产主义者时，他们常常问在田里的农民：“你见过苏维埃吗？”农民们害怕地摇摇头。

　　　　在靠近印度支那边界的省份建立红色根据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那里定居的壮族提供了充足的造反人员的来源。

　　　　数百年来，这群今天有１２００万人的壮族受到汉族的驱逐。

　　　　壮族曾经和其他民族一起，分布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然而他们却不断被挤向南部喜玛拉雅山脉的终点。生活在左江和右江富饶的河谷中的壮族特别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他们的领袖韦拔群，即使在其他省份也被看作是令人可怕的造反分子。在他及他的原始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者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正如在１９２７年广州起义失败的同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一样。第二个理由是：两个地方军阀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未遂政变，使一名共产主义者掌上了省政府主席的舵。

　　　　这两个因素促使了这位在党中央办公室的干部首次到遥远的地方去独立执行党的任务：邓小平受命到右江和左江的山谷里建立两个“苏维埃”根据地。

　　　　在巴黎时，邓小平已掌握了一名地下战士所用的手段：进行隐蔽的宣传，摆脱暗探的监视，启用已废弃的信箱。然而，与他在上海的造反活动相比，在巴黎的活动只像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与在沙皇俄国的革命斗争相比，在经济危机年头的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更具有危险性：检查身份证、盯梢、逮捕——邓小平必须时常想到他会暴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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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这样一名干部，要是离开了上海迷宫一样的街道将是非常危险的。他应当怎样到达广西呢？难道乘火车穿过“白区”去广州？再乘船沿江而上去南宁？太危险了！那么应当怎么去呢？邓小平善于去寻找帮助。他拜访了在巴黎结识的一位老熟人，同样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胡志明，他给邓小平出了个起决定作用的好主意。这位越南共产主义者建议他走海路，并给了他一个在香港的联系地址。现在，邓小平可以旅行了：在树木成荫的江边，他打扮成一名商人，登上了去英国皇家殖民地的轮船。

　　　　从英国管辖的九龙出发，越南地下战士领着他继续海上航行，因为对他这位已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沿水路穿过广州、梧州去南宁显然是不明智的。结果，这位党代表只能绕道印度支那边界。邓小平乘船去北部湾的海湾。

　　　　多亏他的法语知识，他顺利地乘火车到达了河内。这里离中国边界只有约２００公里。他在凭祥偷越国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商业边境城镇龙州。从这里出发，他得以乘旅行帆船顺江而下去南宁。

　　　　在省会作了首次调查之后，他让后卫人员跟随在后。他的部下很善于瓦解敌方，在他到达后不久，就成功地争取了南宁警察局的局长。起初，“苏维埃”的“火种”们都在门卫那里碰头。当这一碰头地点变得危险起来以后，共产主义者就在中山北路９６号租了一个小店。

　　　　只有知情人才知道，在这个租来后修理煤气灯罩的店铺里，上海来的代表、政治委员邓小平接待来访者，并传达指示给两大河谷的联系人。

　　　　俞作豫同志是这个封闭省省长的弟弟，利用这个关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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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主义者很快就瓦解了省政府机构。一个月以后，有３００名隐瞒了身份的干部被安插到了军队里，并接管了军官训练团。

　　　　邓小平到达３个月以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省政府主席和他的亲信突然转向左倾，转而支持国民党中无势力的可怜的一方，并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宣战。邓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他与省政府主席及其下属建立关系只是为举行革命起义做准备。这次孤立的、仓促的反抗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失败了。省政府主席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他的亲信则投向共产主义者一边。

　　　　在此期间，邓小平又发挥了政治委员的作用，邓觉得，蒋的胆大的对手受挫，正好是发动进攻的时机。他发出紧急命令，袭击南宁卫戍部队。他把投奔过来的士兵进行整编，并把充足的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包括６０００支各类枪械和炮、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都装上了船。

　　　　当军长张云逸率领两旅改编过来的士兵沿右江向上游推进时，政治委员邓小平正保卫着装在一艘没收的帆船里的武器弹药。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这两位军政领导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右江上游的小镇百色会合了。

　　　　与此同时，前省政府主席的弟弟也离开了省会，和红五军一起，沿左边的一条江左江向龙州方向开进。

　　　　到达百色以后，邓住进了这座有１万居民的城镇外的一户农家家里。为了不致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租了一位广东人的房子。

　　　　直到今天，百色仍为众人所知，因为百色是连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要塞。该城建在风景秀丽的山上。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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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来，连接广州和云南省会昆明以及老挝、缅甸的贸易线就经过这里。谁要控制了位于右江上游的这个城镇，谁就控制了整个广西西部。

　　　　这个地区有２７０４４０平方公里，只比罗马尼亚的领土小一点点。

　　　　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看中了这块地盘，选定百色为起义的地点。

　　　　１１月初，信使送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对邓小平计划的指示：同意，地点合适，时机也有利，国民党领导们正陷入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所以分不出精力。

　　　　尚无经验的政治委员和他的军长以惊人的自信心，把在左江的军队改编成红军第八军，把在右江的军队改编成了红军第七军。现在，反抗反动的卫戍部队和地主们的起义可以沿两岸发动。邓选择１２月１１日作为起义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广州工人起义失败了。

　　　　一位当时的指挥员回忆道：“在１２月１１日的清早，天气很冷，云层很低，下着蒙蒙细雨。还不到８点钟，我们让士兵、居民们到广场上集会。集会开始了，会场上悬挂着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

　　　　邓小平讲话以后，张云逸也简短地讲了话。

　　　　并宣布建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宣布各负责人的名字。“

　　　　真正的斗争现在开始了，即“推翻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和残暴的地主，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斗争。集合平静地结束以后，革命者们在百色张贴了布告，布告上简要地概括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就在同一天，在下游５０公里远的平马城（今田东）的墙上，也见到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布告上署名的是邓斌和张云逸。

　　　　张云逸我们已知道了。

　　　　那么邓斌是谁呢？

　　　　难道是一名新的干部吗？实际上，邓斌就是政治委员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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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百色苏维埃政权以后，邓小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及组织武装力量。他把第七军分成３个师。起初共有兵力５０００人，后来发展到３万人。

　　　　反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司令部就设在他住宿的地方。壮族领袖韦拔群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

　　　　邓小平从百色出发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联络中心设在右边一条江的岸边。他偶尔去左边那条红的山谷中进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左江苏区，并把３０００名士兵改编成红八军。

　　　　这样，２５岁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便指挥了一支有８０００人的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领导了在右江的１１个、左江的６个苏维埃政权机构。

　　　　尽管靠近左江的据点又小又弱，但意义极大，因为法国在龙州镇派驻有代表机构，这个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内约３０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游击队的活动。

　　　　１９３０年２月９日，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