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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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已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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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费朗索瓦·夏泰宁关于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的报道，材料来源于第９１６２期《参考消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半退休了的中国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又出来了（２２日）

　　　　，向一位外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

　　　　邓小平这次是向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谈话。他向客人——一位莫斯科的盟友谈到中国人民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０年“吃了苦头”

　　　　，观察家们认为，对于一个还不到４０年的政权来说，２０年已经很长了。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看来目的在于提醒那些已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要防止在执行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出现严重僵化的危险。

　　　　观察家们认为，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同时，远离某种模式（意指苏联模式）

　　　　，也不要模仿中国的作法。

　　　　在这方面，邓小平从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的发展努力进行了辩护，他说，“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在产品极其丰富的先决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

　　　　邓小平不只是向非洲国家元首上了这样的课，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访问中国的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也听说过邓小平这些赞扬社会主义方面的实用主义的大段讲话。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国内应用。面对由于他当权时提倡经济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这位中国强有力的人物认为，不时地提醒一下毛泽东逝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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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他本人重新掌权以前的情况比这更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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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内佐娃：

　　　　邓退休了，但仍发挥重要作用

　　　　玛丽娅·内佐娃是保加利亚知名的记者，她曾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

　　　　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最后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信中说：“１９８７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随后不久，邓小平辞去了他最后担任的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推荐江泽民继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表评论。

　　　　下面是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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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记者玛丽娅·内佐娃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８日发表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上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

　　　　这位性格刚毅的四川人作为中国党和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他的命运真可谓复杂多变。他几遭诋毁和贬黜，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他像游泳健儿一样，又浮出了水面。

　　　　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他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先于其他政治家而意识到，中国５０年代的大跃进，其基点是唯意志论和头脑发热。因此，他成了第一个调整政策的设计师，这就是打破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邓小平是怀着这种思想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为了使国家摆脱混乱局面和走向稳定与现代化，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使１０亿中国人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他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兴趣，并保证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邓小平在直接或间接地回敬那些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对他的论断加以补充，这就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困”。

　　　　很明显，这位众所周知的伟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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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使人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的道路。观察家们认为，邓小平退出政治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

　　　　因为任何人都不否认这位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邓小平是这样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是有雄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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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费正清：

　　　　邓小平决心彻底铲除腐败

　　　　费正清，本名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他的这个中文名字是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替他取的，意为“正直清白”。

　　　　他从１９３２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７年，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达４０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访问美国，费正清应邀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等，在宴会首席作陪。他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端，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５０多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上，邓小平与费正清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贵庚？”邓小平问。

　　　　“７２岁。”费正清答。

　　　　“我今年７４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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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段落是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一书中摘译的。

　　　　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中国新闻界和高层官员中，逐渐形成了反对低效率、反对唯利是图和官僚主义的势头。……邓小平１９７９年以后的努力是为了制定法律制度，取代现存的“封建家长”和官僚专断的做法。由于权力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牟取私利和搞裙带关系，邓小平公开号召取消全国各级干部的特权。中国新闻媒介指出：某些同志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说一句反对自己的话，甚至打击报复那些敢于批评和反对其特权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父位子袭，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

　　　　为了防止高级干部的终身制、官僚机构的僵化和宗派主义，邓小平及其同事们决心彻底铲除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必须使干部退休制度化。

　　　　１９８０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建立起任免提拔干部的“严格奖惩制度”。

　　　　许多老同志的退休和党政分开的实行大大减少了互相提携和包庇的现象。

　　　　比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７位副总理，由于年迈宣布辞职，同时，５位人大副委员长也提出引退。

　　　　１９８１年高级干部的引退，使年轻的一代较为顺利地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

　　　　党政分开，无疑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党中央少数人手中。１９８２年初，邓小平前往广东视察，发动了罢免不称职的省级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的运动。

　　　　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将９０个部委压缩到５０个，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也呼吁严惩高级干部的腐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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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当年的重点似乎是反对官僚主义。全党在胡耀邦主席的个人号召下动员起来。

　　　　胡耀邦还组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腐化案件。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派了大批干部深入各省，查处地方上的违纪案件，并协助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和胡耀邦发动的运动，把机构改革的任务提到了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少高级干部在未到６０岁退休年龄之时便被要求离职培训，另外一些则被调到没有决策权的管理岗位，那些不适应高效率新标准的人则必须退休。

　　　　无论如何，现在预言其效果尚为时过早。

　　　　据报道，抵制力量非常强大，不少腐败官员与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官员有裙带关系，有的还是平反不久的干部。

　　　　１９４９年至今，中共领导层始终未能彻底根除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现在的领导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邓仍然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和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以前北京市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派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将有一天同１００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

　　　　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这种自由，为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这些改革政策，人民是欢迎的。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的最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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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地位，经两年过渡时期，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实现。究竟是在什么形势下邓小平的改革程序才开始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浑身筋肉都高度紧张的极权主义模式运行着。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是还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初期开始的作法，在加快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速度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颟顸糊涂的官僚主义的。

　　　　１９７８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有训练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

　　　　这是一种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

　　　　１９７２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完成。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

　　　　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治中的调皮捣蛋分子发生麻烦。

　　　　１万左右中国学术界、技术界的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１０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不管好歹，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小平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等，还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政权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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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即用承认自己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１９５７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后，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刘少奇已于１９６９年含冤死去，所以对他和许多别的人的改正，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关切。

　　　　毛泽东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是太简单了。

　　　　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

　　　　开，即百分之七十好，百分之三十坏，是够公平的了。

　　　　“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来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后更是如此。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党中央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

　　　　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

　　　　，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

　　　　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为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１９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并提高素质。

　　　　在４０００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４％，有中学学历的不过１４％。

　　　　４０００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具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很少经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毕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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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攻击现行体制。这一套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