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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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我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邓没有被说服。他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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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我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因此我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

　　　　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

　　　　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

　　　　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

　　　　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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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巴拉赫塔、库兹涅佐夫：

　　　　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述评

　　　　巴拉赫塔与库兹涅佐夫是前苏联知名的学者。他们合写的《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一文，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对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前苏联，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前苏联模式看齐。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大胆开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使中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邓小平的名字为全世界所注目。前苏联的许多有识之士反过来开始向中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希望能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是这些前苏联有识之士的代表作。文章成于１９８９年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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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晤之后、前苏联解体之前。文章的作者希望中国的经验能为苏联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然而，文章发表后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始料未及的。

　　　　本文是从１９８９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

　　　　》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周恩来的战友，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目的就是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中国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的大规模改革令全世界瞩目。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验实验已经进行１０年多了，不同寻常的探索仍在继续，并且正在克服在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成效，因为会遇到人为的障碍。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和在维护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划分两种机关的职能问题，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英明之处和现实主义态度恰恰表现在，他能在自身中找到勇于放弃自己过去那些不正确的并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的力量。显然，在邓小平的身上，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质是融化在一起的。

　　　　１９８８年苏联出版了他的选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贯主张中国要革新，他不怕承认失误，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奉行旨在巩固世界和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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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过去和现在，邓小平都不同意夸大他个人在中国大规模改革中的作用。几年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算不了什么。

　　　　当然我总是做了些事情，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过上升和下降，有过胜利和失败。

　　　　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

　　　　看来，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这一构想是在合乎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

　　　　作出一项战略决策是很难的，特别是当这项决策同被神化了的领袖的指示背道而驰的时候，更是如此。作出这种决策已经很不简单，更何况随后在６０年代初期，继而在７０年代中期，最后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又要在中国贯彻它呢？

　　　　更加困难的是，他提出的政策不仅与领袖的方针不一致，而且甚至与他自己不久前还深信不疑并且是在中国革命的旗帜下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一致。

　　　　由于这种“离经叛道”

　　　　，邓小平这颗巨星看起来似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永远陨落了。然而，与这种估计相反，他又重返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岗位，并且一次又一次使中国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摆脱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和以“大跃进”来克服长期落后状况的唯意志论的计划。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基础是什么呢？要知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始终不渝地走自己选定的路，而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几年内就使一个拥有１０亿人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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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改变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实现的前景。是在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看到并意识到：靠大跃进和行政命令的方法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使半饥半饱的１０亿人有吃有穿？是在什么时候他突然意识到：绝不能指望步枪万能，而原子弹也绝不是“纸老虎”？

　　　　应该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敢于抛弃僵化的教条，给予那些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批评改革的人以坚决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年代中磨炼出来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法国的“波尔托斯号”

　　　　轮船停靠马赛码头。

　　　　在抵达马赛的旅客中，有一群中国青少年，其中１６岁的邓小平以其个子矮和年龄小而显得十分突出。看来，他迈出这一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２０年代初，中国正值动荡不安的时期，伟大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传播。

　　　　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已开始出现。这一时代及其脉搏不可能不在邓小平的心中引起反响。知识是需要的，于是，邓小平决定到西方去求学。

　　　　在遥远的巴黎，这位青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从家中带来的钱和政府发给的助学金只够一个短时期的费用。

　　　　所以，他不得不靠自己的汗水去挣钱糊口。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打过工，双手挥舞过司炉的大铁锹，在小餐馆当过服务员。在那个时代，邓小平洞察了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之后，作出了一项决定他后来整个命运的选择。

　　　　１９２２年，他在巴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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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当时，他和周恩来住在一起，他们结下了牢固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不止一次地使邓小平得以摆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到的挫折，成为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强大支柱。

　　　　邓小平开始在旅法中国工人中间散发传单，由此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并且不久就显示出他决不是一个“小小的”组织者和地下工作者。

　　　　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０日，法国当局决定把邓小平驱逐出境。

　　　　他被指控组织谋杀另一个旅法中国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何鲁之。

　　　　警察搜查了邓小平及２位同乡的住所。搜查记录表明，警察发现了油印机、报纸和一些书籍，其中有布哈林的著作。

　　　　驱逐令还没有到达被驱逐者手中，邓小平就已取道柏林前往莫斯科了。

　　　　邓小平开始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自１９２６年起，他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后来转为中山大学的学生。

　　　　他在争论时言辞激烈，加上个子不高，因而同学们都叫他“小钢炮”。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长，１９２６年，邓小平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邓小平开始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在那火热年代的斗争旋涡里，他走过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政治、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经验。在国内战争时期，邓小平参加红军的伟大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一起指挥过许多胜利的战役。总之，邓小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战斗历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邓小平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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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邓小平尽量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内的威信。

　　　　１９５１年，他在为纪念中共成立３０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党与中国人民建立这样深厚的联系，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人民群众——作者注）把毛主席当作他们的大救星。”

　　　　后来出现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从世世代代沉睡中醒来的人民迸发出的冲天的革命干劲，苏维埃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所有这些，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幻想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赶上和超过英国”

　　　　，幻想在短期内使社会生产增长许多倍。

　　　　“大跃进”及其产物“人民公社”

　　　　，意味着在组织居民劳动和生活方面广泛推行军事官僚主义的方法，意味着过早地抛弃传统的社会心理习惯。在人民公社中，按照劳动质量和数量而领取报酬的做法已经被取消，平均主义在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三年辛苦，万年幸福”这一口号的实践结果到底如何。１９６１年的工业生产与１９６０年相比，几乎下降了５０％。

　　　　粮食收成低于１９５２年的水平。

　　　　作为旧中国化身的饥饿，已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现象。

　　　　今天，中国对于５０年代末的这场唯意志论的实验已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国民经济中贯彻与之完全相反的路线，在极“左”的口号下绝非易事。看来，正是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开始批判地思考领袖的“指导”

　　　　，并且越来越看清楚，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来解决国内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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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６０年代初，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作为这一方针制定者之一的邓小平，就讲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成为在经济战线支持贯彻执行务实方针的人的一个宣言，但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７０年代中期（第一次为他平反之后）

　　　　，这句话成了一些人憎恨他的原因。

　　　　“大跃进”

　　　　的灾难性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层中引发了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分歧的产物。邓小平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１９６６年底，北京一些建筑物上，出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

　　　　书写的大字报。

　　　　邓小平一家人遭到了迫害和审查，并被流放到全国各地。

　　　　然而，逆境并没有摧毁邓小平的身心，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理想的信念。

　　　　邓榕写道：“５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１９７３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从流放地回到北京，重新担任领导工作。

　　　　１９７５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当时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开始积极而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国内的形势使他深感不安。他对形势的评价是“今不如昔”

　　　　，作出这一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邓小平亲自到各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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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农业和工农生产情况。为了扭转国内局面，他提出了“三自一包”计划：扩大自留地，扩大城乡自由市场，扩大自负盈亏小企业的数额，包产到户。

　　　　邓小平概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应当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应该居于首位。

　　　　应当承认，并非每一个人在经受迫害之后都敢于坚持曾经被领袖批判过的观点，况且这种批判就像咒语一样，通过大众的传播媒介已为每个中国人所知晓。可是邓小平却在自身中找到了重新奋起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捍卫市场、自留地和个人积极性的力量。他对国内形势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为使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危机而提出的务实的建议，是同毛泽东及其亲信（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上台掌权的）的极“左”的唯意志论路线背道而驰的。其实，在邓小平重新任职的第二天，他们就掀起了反对他及其改革路线的宣传运动。

　　　　那时，中国领导层中的尖锐的思想冲突，常常可以从发表在报刊上的用隐讳的语言写成的重要文章中透露出来。

　　　　１９７６年４月，一场政治风暴又降临在邓小平头上。

　　　　４月５日，清明节，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悼念变成了一场政治大示威，出现了骚乱。制造骚乱的罪名强加到了邓小平头上。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