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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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留学。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政治、技术的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和其他思想体系，学习外国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事实并非如此。

　　　　在唐朝（公元６１８年～９０７年）

　　　　，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

　　　　，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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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向海外——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吸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

　　　　，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渴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得到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想当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邓小平”

　　　　当时并不是响当当的名字。诚然，此人我听说过，深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标：刘少奇主席被称为“头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第二号人物，两人被指控为合谋要将中国从共产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在我几十万字的访华笔记中，竟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一项，我过去从未问过一句邓小平的事。偶尔提及，也只附在刘少奇名后罢了。在我那本《去北京及以远的地方》书末的《索引》里连“邓小平”三字也没有。

　　　　回首１９５３年３月时，我怎么也料不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继承斯大林；同样，我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当然也无法预见邓小平会接毛泽东的班。

　　　　此后，每当我见猎心喜，又想要发表预言时，就提醒自己记起这个教训：高层政治绝无规范板眼可循。偶然性往往致科学的民意测验为之失灵。谁在１９７８年就能知道１９８８年谁会被选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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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７２年的中国，没有人愿意谈论毛泽东百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是：可能由周恩来继承，因为当时周恩来正精力旺盛，没有谁听说他已身患癌症；毛泽东当时则已步履蹒跚，形容呆滞，衣衫弛漫，只是张口对天坐在扶手椅里。我想，周恩来一定已把全国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接过去了，而毛泽东不久则将撒手而去。但是，毛泽东后来竟掌权达４年之久，而周竟先于他８个月作古。

　　　　我原以为周恩来会有时间从容地收拾“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烂摊子，然后，长征一代的事和人也将随之终结。我当时认为，接班的一代势必来自有很大能量的上海领导层，因为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随后，我在上海见到了一位叫朱永嘉的，更加强了我的上述看法。他长一头黑发，一身剪裁合体的毛式制服，风度翩翩，思路敏捷，谈锋犀利，我估计他年约三十二三岁。他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这就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换言之，他是上海高层领导之一，地位仅次于日后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

　　　　宋永嘉谈话时，眼睛直视着我。看得出来，他由于身居要职，所以能直言不讳，熟悉情况。我们在公园饭店（现名和平饭店）

　　　　的米黄为底、金碧为饰的餐厅里吃饭。

　　　　１９４９年前，这家饭店是上海一流的英式公寓饭店，如今虽不免有些迟暮的感觉，仍不失为四星级的标准。我们吃得很好，餐巾洁白，银器照人，侍者来去无声，一盘接一盘上菜。最精彩的要数一道素菜，上面摆着两只用冬瓜雕成的野禽，这种手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就是绝技。宴会过后，套间小坐，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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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新鲜水果、上等雪茄、白兰地酒。朱悄悄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我一直在这里活动，没有到过别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话千真万确。”

　　　　他回顾历史说，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是１８７０年巴黎公社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革命。

　　　　朱永嘉说的是想入非非的那老一套。倘若接受他的基本前提，即刘少奇早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起就是“潜伏的内奸”

　　　　，那么，其他问题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个前提也和斯大林式幻想的前提一样离奇，可以说是同一块料子上剪下来的。朱的故事充满《奥赛罗》悲剧的味道，我在莫斯科时对这种病态性妄念已充分领教。那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伙杀人刽子手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之流拼凑出来的一幕黑暗惊险剧。而此刻朱永嘉却又一本正经地向我介绍他这个令人屏息的故事。

　　　　据我回忆，朱永嘉的谈话没有涉及邓小平，证之笔记亦然。

　　　　朱和他的上海同伙的野心终未得逞，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却与当时人不在沪的小个子邓小平有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后，谁能走赢这一局难分难解的残棋呢？结果终以上海帮和江青的就缚了事。而朱永嘉本人却是在“四人帮”覆灭一幕中演完了压轴戏才下台的。

　　　　毛泽东去世之初，局势发展奇速。谁都清楚：问鼎政权，现在正是时候。毛的遗孀江青于此觊觎日久，早已纠集力量作好准备，但是，那批老革命家，那些长征过来仍然身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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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的少数人，广大军人及一位叫华国锋的态度模棱的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准备，不敢怠慢。

　　　　北京的老革命家们借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里的谋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晚一举将江青和她的３个上海同伙逮捕归案，其行动机密，除核心老革命家外，绝无人知。此时，上海的第二梯队的头头们正严守岗位，待命行动，虽不无疑虑，却蒙在鼓里。他们随即一个个被看来可信的种种借口召到北京，随后被置于老革命的控制之下。

　　　　关于朱永嘉最后情况的细节，大部分是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罗杰·加赛德综合各方消息告诉我的。我说不准朱永嘉随后的命运如何，很可能仍在北京狱中。

　　　　这个妄图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篡夺权力的大胆妄为集团的野心就此破灭。中国政治的复杂高深莫测，我的观察力只能到此为止。但我早已看出朱永嘉一伙是狂妄之徒。我幸而言中。

　　　　不过，我心中设想的情况一件也未出现，他们的设想也没有兑现。真正出现的乃是一出中国式的歌剧《埃伊达》。谁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是上海的那群野心家，不是想当中国的新女皇的江青，也不是那个行动迟缓、缺乏魅力的华国锋，听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其时实已颠三倒四）

　　　　，曾莫名其妙地指定华为接班人（给他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

　　　　当时一跃而登最高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即１９７２年时众人绝口不提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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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１９７２年我的人物相册上没有邓小平这一页我无须感到歉疚，因为有好几年（自邓小平１９６６年蒙受侮辱离开北京以来）

　　　　，中国的报纸上就没有提过他一个字。邓消失了，如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除了中南海官府禁苑之外，谁也不知这两人的消息，他们从地球上灰飞烟灭了。刘少奇死了，但人间尚不知道；邓小平还活着，人间亦不知。

　　　　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可说无知到了家，甚至连问题也提不出来。

　　　　只是在１９８４年我沿着长征路迹采访时，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的许多故人，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

　　　　１９７２年暮春我刚到北京时（以下是邓小平的女儿——小名毛毛１９８５年向我透露的）

　　　　，邓的精神开始振奋。回忆他１９６６年以在囚忍辱之身，和妻子卓琳在北京，日夜受到严讯，备受折磨，接着便不容分说将邓夫妇连同邓的衰年继母塞进一架飞机，武装押送到江西省会南昌，到后，经省长一番训话，随后被送到附近的新建县一所“文革”以来被废弃了的步兵学校旧址。

　　　　邓小平一家被关进一栋砖房，这里原是步校校长的住宅，在这穷乡僻壤，他们不准同卫兵以外的人说话，和上级也不通气，几乎不名一文，唯有挺着活下去。邓在附近一家拖拉机厂担任技术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到的手艺；妻子干普通工人的工作，清洗电线。他们在屋旁开了一场菜地，养鸡、卖蛋，计划攒点钱把孩子们接到身边。

　　　　为给锅炉添煤，邓小平动辄要砸碎１０公斤左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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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块。

　　　　邓小平的５个孩子这时分散在四面八方。长子邓朴方聪颖过人，原在北京大学学物理，４年级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四楼推下致伤，腰以下全瘫，当时不给治疗，关在北京北郊一个破招待所里。

　　　　他每日仰面躺着，用细铁丝编篮子，以此卖钱度日。

　　　　１９７１年朴方奉准来到父母身边，但仍不给医疗的方便，于是邓小平便自己动手给儿子洗澡，按摩腿背。这年，小女儿毛毛也来同住了。

　　　　邓家永远不会忘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５日。

　　　　这一天，卫兵把邓夫妇带去出席一次党员会。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又是一次批斗会。

　　　　孩子们等得心焦如焚。

　　　　中午，父母回来了，一言不发，表情严肃。毛毛看到妈妈递了个眼色，就跟着走进厨房，虽有卫兵们守在屋子里，妈妈还是抓住毛毛的手，在手心里写了４个字：“林彪已死”。接着，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

　　　　卫兵走后，邓小平极为兴奋，说：“林彪不死是无天理，老天也容不得他。”

　　　　局面开始松动了。看守邓家的林彪一帮的官员们被换走了。

　　　　新来的人来访时彬彬有礼，对过去官方的粗暴表示歉意。

　　　　他们撤走武装警卫。

　　　　１９７２年４月，朴方被获准去北京治疗，毛毛同行。

　　　　邓小平一家人就这样生活在这所红砖房子里：自己种园子，邓每晚读一点允许他带来的书，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时不是；他从收音机里听晚间新闻，留心时事，十分细心。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他们有一段假期——到新建县西南２００里的井冈山去参观旅行，那是朱德和毛泽东开始聚集衣衫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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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褛的队伍的地方，后来形成了第一支共产主义红军部队。邓小平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最终打败蒋介石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和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

　　　　参观井冈山之后，邓小平和家人又回到新建县旧营房里，重度安静的生活，黄昏时分，落日在院子里照出长长的人影，毛毛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又出来散步了，他绕着院子来回走，每次４０圈，他微微低头，背着双手，走在已为他的足迹踩平了的红土小径上，日复一日，不断地沉思。

　　　　毛毛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１９７３年４月的一天傍晚，人民大会堂里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宴会。宴会并无特殊之处，这样招待西哈努克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给他打气，一方面也是对付越南和柬埔寨复杂的政治局面的一种策略。宴会一如往常，只是多了一位客人：邓小平。

　　　　这个小个子（邓身高约５英尺）又出来了。

　　　　没有如何解释，对以前曾宣布的他是叛徒、坏人、毒草之类的结论也没有撤销。邓只是走了进来，坐在桌边，就好像长住乡居一朝回转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另有别义而已。

　　　　除去周恩来，也许再没有人对中国问题了解得比邓小平更深的了。自从他在老家碑坊村呱呱坠地以来，中国地方很少有他不曾到过的。那个村子距四川广安县郊几英里，在重庆以北６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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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象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

　　　　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

　　　　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每次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击倒之后，他总是重又站起身来——此事屡见不鲜。

　　　　许多人都谈到邓小平曾三次被打倒。

　　　　１９２６年他从法国到达莫斯科（他一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班同学；６０年后邓追忆此事，说蒋经国“这人不错”）。回国后，他被派往靠越南边境的一个很棘手的地区。他两次卷入党内斗争，但终于无事，于是又逐步得到提升。

　　　　长征前夕，邓因受诬告被捕（其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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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但控告邓的人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

　　　　，挨了打，受到监禁，每天只给一碗饭，一杯水。他不承认有罪（３０年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