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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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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屡见不鲜，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房产土地本身，且往往
连同可供其剥削的佃户。
从政治权益方面看，乡绅们凭借其功名资格、财力物力、文犊翰墨的本钱，在
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负有“习惯法”所赋与的组织、管理和教化之责权，处于
“师”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是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控制者，地方武装（团练之类）
一般也由其掌握。这种权威给他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种种特权。而传教士们不但横行
乡里，而且大力发展教徒并纵其不法，乡绅们首当其冲地深感自己的权威被冲击动
摇。过去对其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鼠”辈，有些人教后便面目顿改，由“鼠”
而“虎”，乡绅们怎不生愤！
乡绅作为知识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而其在乡在野的地位，又使其不
像宫那样直接受朝廷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权。乡绅凭着其在民众中的
优越地位和威望，足以起一呼百应的号召作用；而地方官府亦须依靠和庇护他们这
些“地头蛇”。士绅这种上承官下启民的特殊地位和条件，使其在反对外国教会侵
略的抗争中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反对外国教会侵略阵线
中的领导力量，与教方似有势不两立之仇隙。
拼死的老百姓
所谓“民”，系指非官非绅的广大民众。
民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外国教会势力祸害最深。同治元年（1862年），
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拚命，民众
回答说：
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
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
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拚命？
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
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
打仗吗？”民众回答说：
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
……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
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真有个“听鬼如何凶恶，誓死决不投降”的顽强劲！
民众也受本国官、绅的剥削和压迫。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当中，民众与官绅能
够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联结一气，是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在这个联合阵线中，
民所占的人数最多最广，处于主力军的地位。但他们也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与官绅的
不同。有查访人问到民众对地主官绅的看法，他们回答：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教方）。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薪俸。
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
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
我们止（只）做我们的事。＇注＇
不过，民众还是尽量争取官绅的支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譬如，一
件出自普通民众之手的反教揭帖中，就将“王爷”、“侍郎”、“督抚司道”、
“府县正堂”、“将军提镇”等“文武大小”“拜”了个遍，请求他们出面领头抗
争，保护国家和人民，随后才置言“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立主张”。
山堂之火
自70年代以后，也就是为官者开始从联合阵线中退离的时候，民众的反教抗争
水平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主要表现在其自身组织性的加强。秘密会社发展壮大，
成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重要力量。光绪初年，在鄂川黔边界地区，有一个号称
“江湖会”的会党组织，竖旗举事，其首领为吴才标，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出山简》
的文告，揭明开山立堂乃本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联异姓为同胞，合千人
为一堂”的宗旨，并宣言：
中华之害起于外夷，大英、大法、俄罗斯、回鹘、日本群焉窥伺，中
原鼎沸。而中原之揽大柄、操大权者，不思恢复之计，每每有议和者，抱
薪救火，而甘牛后之羞，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咱兄弟戮力同心，凡属
夷种，悉皆荡之。＇注＇
《出山简》是目前所知清季秘密会社的首篇文告，不但将反对教会侵略势力与
反对其他一切外国侵略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反对外国侵略与反对“开门揖盗”的
清统治者结合起来，所以为清朝官府所不容，旋即被镇压消灭。
一个山堂灭，十个山堂出。秘密会社发展的势头是压不住的，“山堂之火”大
有燎原之势。及至19世纪gO年代初，会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抗争形成全国性的浩
大运动。在南方，从华中的长江流域，到西南的天府之国，都有哥老会掀起的大规
模抗争浪潮；北方则发生金丹教的热河朝阳起事，各地的抗争相互激荡。震惊中外
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在秘密结社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抗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顽强的堡垒
第十章 顽强的堡垒
西洋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里面的文化堡垒却依然顽强抗拒。
上帝的使者屡攻不下，于是有人便巧妙地琢磨起“孔子加耶稣”的算式。
梦想与现实
法国天主教士胡缚理扬威在贵阳引起的风波还未平息，英国新教教士杨格非
（Griffith John）和他的一个伙伴，乘坐“赫勒斯邦”号汽船，逆着中国第一大河
的浩荡水流，开始向中国腹地“进军”。杨格非记述当时的感触说：
我们在伟大的扬子江上溯流而上……似乎像一个新奇的世界突然出现
在我的眼前，我们两个是多么地感谢上帝，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成
为十字架使者们的大道。＇注＇
十字架使者们长久以来一直怀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
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注＇于今，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各处门户，都被迫向十字架使者们敞开了，他们认
定梦想即将成真，怎能不欣喜若狂、激情满怀呢？
然而，十字架使者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些。龙并不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取代。它
暴怒地抗争，冷峻地防范，上帝在它面前依然显不出“万能”的本事。为了让更多
的中国人皈依上帝，传教士们煞费苦心，但入教者“于中国民数之中，不啻九牛一
毛”，真正接受十字架的中国人更是少得可怜，功效与传教士们的期望和努力大不
相称。
机关算尽终亦空
有些传教士起初认定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可行，期望通过走街头、串巷尾甚至
登门上户地散发福音书和讲道，吸引中国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入教。在他们看来，一
旦民众大多皈依了上帝，官绅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皈依。杨格非就曾是这种所谓“街
头传教士”的典型，他在汉口一带如此经营数年。另一个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Ti
mothy Richord）也曾热衷于此，在烟台一带进行试验。可惜他们都收效甚微。被他
们吸引的人们，与其说是听道，毋宁说是为了“欣赏”一下洋人的奇貌和他们一口
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仿佛看马戏表演一般，怎能指望他们有多少人诚信上帝？于是，
失望之情终于动摇了街头传教士们的耐心。
与此相反的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否可行？传教士中有些人本来就主张和坚持
走这条路线，有些人则因自下而上路线碰壁而改行此道，李提摩大就是后者的典型。
许多教会也都这样叮嘱其来华教士：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在手中，这是很
重要的，只要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全中国就有可能转向上帝。然而，所料不及，在
这一阶层，福音受到了更顽强的抵制，要从他们这里打开一个风从上帝的缺口，无
异缘木求鱼。
十字架使者们并不气馁，他们挖空心思想了许多妙方，来引导人们的兴趣和赢
取人们的好感。譬如李提摩太和丁韪良等人，擅于变一些科技“小魔术”，然后把
这些使中国观众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幻，统统归结为上帝的奇妙作为。然而，或有人
对“魔术”感到新奇，对上帝却无动于衷。
有时，传教士们的努力似乎也能破例地获得“显效”。譬如赈灾，每当遇到灾
荒，教士们便忙着施舍上帝的爱怜，以十枚八枚铜钱换取灾民认领一张廉价的天国
门票，这时也真会出现“入教的洪流”。李提摩太就曾在华北地区用此方法发展了
大批教徒。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见李提摩太，在对他施行的赈济
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坦率而略带戏谑地告诉他：这样招收的教徒无非都是吃教的人，
一旦停止付钱给他们，教徒就一个也没有了。对这一点，教方经过调查和体验，自
己也明认不讳。
传统的堡垒
中国人信仰的心扉为什么仍向上帝关闭得这样紧？原因固然复杂，而文化因素
仍然不失为最深层、稳固的一个方面。对此，教方当然也终有体察。面对布道工作
的重重困难，有的传教士就曾发出深中肯綮的感慨：
中国人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
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
些人而自豪，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认定上帝远远比不上孔子和其他中
国哲人，基督教的宗旨不论从深度和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圣人和智者
的说教相比。中国人沉浸于唯物主义，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
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因为至
圣先师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欲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
何等的困难啊！＇注＇
这确实触及了文化的特质问题，代表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对这个问题比较深刻
的认识。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中国人亲人伦而疏神道，重物质
的现实世界而轻精神的虚幻王国，惟本土圣贤是崇而本能地排摈“异端”的文化心
理，自有其幽深的历史渊源。到了近代，与现实刺激因素发生“化合”，更增强了
力度。这使得教士们的布道事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视中国为“地球上自古以来被
魔鬼占领的最顽固的堡垒”。
面对这样一个堡垒，相当多的传教士坚持要迎难而上，打一场正面攻坚战，拿
下这个堡垒——“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
周孔徒的抗御
“周孔徒”是当时掀起激荡全国反洋教舆论巨澜的“狂人”。此人姓周名汉字
铁真，湖南宁乡人氏，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从小习读经书，15岁入县学。咸丰十
年（1860年）加入湘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先与太平军作战，继随左宗棠北上镇压
捻军和陕甘回民暴动，后又随军进入新疆讨伐阿古柏匪帮，在刘锦棠手下办理营务。
功擢道员，衔至二品。
光绪十年（1884年）他离军返湘，拾笔从文。先在长沙参与经理以“刊布善书”、
“劝化桑样”为宗旨的“宝善堂”，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他便专事反洋教
宣传，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十来年间，亲自主持撰写刊发的反洋教宣传品
不下百余种，现在能见到的尚有四十余种。“周孔徒”，便是他反洋教宣传中所特
用的笔名。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其发布的名义，有署以他个人真名者，有托圣贤、名臣
后裔或其他人士者，有伪作官府文书甚至国家外交文碟者……；其体裁类别，有诗
文，有歌谣，有画集，有“私函”、“公文”，有告白、揭帖……；其语言风格，
雅不胜俚，尖刻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之，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
从内容看，反侵略的成分虽然也占相当比重，但更突出的是以传统文化指斥基
督教连同西方其他文化事物。
崇正辟邪三大诉求
周汉反洋教宣传品的纲领和基调是“崇正辟邪”。所谓“崇正”，即尊崇古圣
先贤特别是孔孟之道，维护其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无与伦比
的尽善尽美；所谓“辟邪”，即排摈与中国“正道”相牴牾的基督教和其他西方事
物。具体探究，其崇正辟邪论有三大诉求点：
一是忠君国。周汉把体现“忠道”的君臣之纲，具体到当世臣民与朝廷的关系
上，强调“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帝都同尧舜各位圣人一样的德行，一样的教化”，是
圣道的正统者，而大清臣民“食毛践土，沐浴清化”，“值今耶稣猪叫肆行，讵不
思攘斥抵挑，闲先圣之道，报天子之恩，而守贻谋于奕业哉”！他不仅以周、孔的
门徒自命，而且刻刻不忘“大清臣子”的身分，以“大清臣子周孔徒”或“孔门弟
子大清臣”作为全称。辟邪、崇正、保大清，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
自专事反洋教宣传伊始，即立下献身殉道之志、一曾为自己预作一副挽联。
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
灵，稽首自称真铁汉；
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遗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
臭，全躯岂算大清人。周汉把反洋教宣传作为忠君国的实际行动，执着如
一，矢志不移。
二是护宗法。孝道是维护宗法制度的伦理基础，周汉当然要竭力维护。他不厌
其烦地指斥基督教弃父母祖宗，灭绝人伦，禽兽不如，对此表示了不可或容的愤慨。
其《灭鬼歌》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猪叫，容易认，只拜耶稣一个猪。天地君亲都不敬……家中不设祖
宗堂。地方倘有人如此，他家就是鬼孙子，快快捆起灌他屎。灌了屎，满
屋搜，搜出鬼书火里丢。
族权在周汉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不容“邪教”破坏，并且要以之作为制邪的法
宝。在其名为《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的画集中，有一幅《族规制鬼图》，画面为：
在设有祖宗牌位的词堂里；族绅们正在惩处族内入了洋教的一家人。有两人跪于台
前，两人被缚于柱上，一人被扒光身体打屁股。画面两旁联语云：
一家私拜猪精，一族公当王八蛋；
四海合除鬼党，四民合免臭千秋。
三是保贞节。严持男女大防，特别是防范女子失贞失节，是周汉所特别强调的。
他署骂基督教中乱伦为常，奇淫成性，“连王八婊子不如”。警告人们说，一旦入
了教，“老婆媳妇个个陪猪困，还要把女儿留个陪猪不嫁人”，“一家妻女尽淫尽”，
“弟兄父子绿帽明明顶，族戚邻友来来往往笑纷纷”。《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中有
一幅《叫堂传教图》，画面为：众教徒围成半月形向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跪拜。
在其身后不远，有三对男女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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