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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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
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
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
（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
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
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
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
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
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
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
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
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
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
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
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注＇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
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
铸炮技术。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
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
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
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
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
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
的一朵奇葩”＇注＇。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
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
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
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
是绝无仅有的。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
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
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
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
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
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
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
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
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
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
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注＇。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
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
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
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　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　7000部，
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
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
会上有著作可考的约70余人，著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
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　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
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
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
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
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
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
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
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
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
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
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注＇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
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
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
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
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
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
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
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
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
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
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
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
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
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
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
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
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
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
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
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
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
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
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注＇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
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
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
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注＇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
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
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
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
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
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
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
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
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
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
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注＇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
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
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
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
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
自学焉”＇注＇，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
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
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
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
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
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
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
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
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
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
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
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
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
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
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
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
“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
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