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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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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九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弃代善立皇太极心意已溢于言表了。有一天，努尔哈赤与他的从弟、近身侍卫阿敦阿哥坐在堂上，他悄悄地探问阿敦说，以你所见，我的诸子中哪一个可以代我执政？小心谨慎的阿敦微笑着说：知子者莫如其父，他人谁敢多嘴。努尔哈赤示意，说说没有笨系。阿敦又隐讳地说：当然是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听后面带笑容，会意地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八子皇太极是也”。
然而，就在努尔哈赤与阿敦密谈的前后，皇太极已经施展手段，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笼络在自己的周围了。他对大贝勒代善早已怀恨在心，曾密谋，欲乘机“潜弑”大阿哥，取而代之。这件事恰巧又被机敏的阿敦知道了。有一天，阿敦见势不妙，便秘密地告诉了大贝勒代善。他说：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要杀你，事情已经很紧迫了，你要早早地防备才是。谁知道大贝勒代善一向庸懦无能，听了叔父阿敦的警告，不去设法对付，而是大惊失色，畏惧万端，竟哭泣着跑到努尔哈赤的面前去求救，把阿敦的话全部禀告了汗父，同时也将叔父阿敦给出卖了［16］。努尔哈赤早已忌恨阿敦才能出众，足智多谋，恐怕成为身后之患，便乘机以离间诸子关系为名，把阿敦给囚禁起来，掩盖了诸子内部的权力之争，暂时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从此以后，努尔哈赤的继嗣问题，竟弄得骑虎难下，更加复杂化了。对于代善、皇太极哪个来接替自己，执掌权柄，态度又犹疑不决，莫知所从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子集会。当时，后金军已经占据了广宁，辽河东西，辽南辽北人民起义接连不断，事情颇多。明廷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布满战争的烟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贵族内部自顾不暇。八旗中各旗势力、地位相当，而又面对六十三岁高龄的汗父，由谁来继嗣的问题八个贝勒都在关心，这是关系到后金的前途和存亡的大事，都想看努尔哈赤如何最后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申明了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道理。
努尔哈赤说，继我作为君主的人，不应是盛气凌人的人，因为这种人以力自诩。一个人的见解怎么能比得上众人呢？你们八人是八个王，若是八王共同计议，国家就可以无失了。要选择不拒绝八王共议的人，继为国君。若国君不听大家的意见，不实行善政，就可更换他，再选择不拒绝大家意见的贤良的人。更换国君的时候，若是被更换的人不高兴而有怨恨的表示，那就不能听从坏人的意思去依顺他，而必须更换。
你们八王当中，在治理国政的时候，若是一个人有好办法提出来，另外的七个人应当加以发挥。若是自己不能有所得，而又不能发挥他人的意思，只徒缄默不语，那就应当更换人。
若是八王当中有一个人有事外出，应当一事先由众议而行，大家没有议就不要行动。若是八王集会推任国主时，一、二个人不要集会，待众人都来了以后，共同商议国政，处理各项事务。祭祀家内神，祭天等诸事也应当告诉众人而后行动。
八王计议以后，设女真大臣八人，汉人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设女真理事官八人，汉人理事官八人，蒙古理事官八人。众理事官审理后，转告众大臣。众大臣拟定以后，再上奏给八王。八王最后审定所拟定的罪刑。
八王必须贬斥奸诡的人，进举忠直的人。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人，汉族巴克什八人，蒙古族巴克什八人。
国主在一个月以内，于初五、二十两次升殿，接见臣下，处理政务。新年初一这一天，向堂子众神、众叔兄叩头。然后，坐在汗的宝座上，与众叔兄齐坐在一处，接受国人的叩拜。
若是固山与固山之间发生了争吵，不经过八固山贝勒众人审理，不得单独向国主入告，若是独自上告，必然发生争执。经过众人审理以后，再报告国主，就没有怨言了。贝勒本身若是要求娱乐、放鹰、行围，不经过八王众议也不可擅自行动。
弟兄之间，相互怨恨的时候，可以当面说清，若是当面隐瞒不说，背后乱讲，那就是怀有邪恶之心，众人将判他的罪。
除了汗父所定的八分以外，如果谁若另有隐藏，贪取财物，那就按照规定：若是隐匿一次，应当革去一次应该分得的财物。若是隐匿两次，应当革去两次应当分得的财物。若是三次隐匿财物，就永远革去他应该分得的财物。
若是不肯牢记汗父的教诲之言，不肯听取诸兄弟规劝的话，经常行为悖逆，若是初犯进行课罚，再次违犯夺取所属之民，假若夺了属民，能够匡正其身，有所悔改，那就没事了。若是不肯悔改，并且以此起怨恨之心，大发雷霆，那可以不杀你，把你逮捕起来，关在牢里。
若是不肯接受汗父的教诲，行为违背，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厌弃你，那时祸必临头，寿命不长，必然中途而死。若是牢记汗父的教悔之言，不予违背，正直重义，那时，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保佑你益年延寿，世代永存［1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八王共同治理国家大政规定了具体而又重要的条款。第二年，又给八王的身边，每个人都配上一个大臣，共计八大臣，以便观察其心，看他们是否以公心处事［18］。然而，八王既然是八旗制度的产物，只要国家体制不从根本方面改变，努尔哈赤八家共同治国的政策，就只能是以汗父的健在为前提。因为八王即使按照共同治国的方案行事，也必须选择一个汗出来，而汗是天之子，是诸贝勒、大臣之父，总归处于君上的地位。八王，尤其是四大和硕贝勒，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遵守共同治理国政的规定，而是时刻都觊觎君父的地位，升坐汗位。在这个觊觎中，八子皇太极总是处于主攻的地位。皇太极不仅与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且也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相互交结。为此，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曾经严厉地训斥第四贝勒皇太极，批评他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三个人的来往密切，不顾父兄之情，做“谗恶”的事，并教育皇太极处事要公平，要宽宏待人，对于诸位兄长要敬慕。足见，皇太极在积极施展权术，笼络众贝勒，试图谋求汗位。因此，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他说：惟独你超过他人，不顾诸兄，难道以你坐汗位吗？诸贝勒集于衙门离去的时候，你要是送诸兄，诸兄的子弟再送你到家，这才是正礼。你不曾主动地送诸兄回家，诸兄的子弟反而送你，你为什么默然的接受，是只有你贤能吗［19］？努尔哈赤这时对于八子皇太极的严厉批评，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爱皇太极，又恨他“妄行傲慢”，但努尔哈赤的死后正是由这位“心存骄傲”的皇太极掌握了大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从此只是流于形式，使国事更难办了，八家相互之间“事事掣肘”［20］，皇太极仅仅执政几年，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就名实具亡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政策，从渊源来说，是沿袭女真社会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的旧习，它不适合后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客观发展需要，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封建君主制的需要，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制度。在努尔哈赤健在的时候，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是个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是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政，都由汗的一句话而定。只是八家分隶，造成了分治的社会基础。努尔哈赤死后，八家共同治国必然导致八分其势。这种发展趋势违背了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当时的人曾批评这种制度是不适宜的，是“狃着故习”［21］，有损于统一事业。
天启五年三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召集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议，提出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去。众贝勒、大臣都很有顾虑，他们认为：东京城是新筑的宫廷、殿阁，居民的房屋还没有修竣，为什么又想迁都。目前粮食不济，频繁地兴工，劳役太重，恐怕过于劳苦人民。众贝勒、大臣对于再行迁都，都有点畏难情绪。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见大家如此，便具体地分析了沈阳城地理位置的重要，他指出了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在经济方面说，浑河上游通苏克苏浒河，河源的两岸，森林茂盛，砍伐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不可胜用。如果想要游猎，沈阳城近地有山，而且多兽，河水中鱼虾等可以兼收并得，很有经济价值。就军事方面来说，沈阳城四通八达，西征明国可以从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渡过辽河，路直而且很近。如果北讨蒙古，不要两、三天就可以到达。南伐朝鲜可从清河路出师，实为方便。实际上，努尔哈赤早就说过，辽阳城距离海口太近，恐怕明军从海上袭击，作为都城不大安全。另外，当时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要想西进攻取明朝山海关外的各个城池，不安抚蒙古各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迁都沈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客观发展的需要。于是，天启五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从辽阳向沈阳进发，初四日到达沈阳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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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19载：“bosoi
beile”译为“和硕贝勒”。Bosoi（和硕）系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方角。这里指仅次于汗（han）的旗主贝勒（即gusai ejen
beile），沿袭到后来，演变为一等爵。参见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3。
［2］《武录》卷3，《清太宗实录》卷3。
［3］《满文老档·太祖》卷10，卷18，卷55；卷44。
［4］《满文老档·太祖》卷17。
［5］《满文老档·太祖》卷l6。
［6］《武录》卷4。
［7］《武录》卷4。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上载：“长子洪把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9］《满文老档·太祖》卷14；福金（fujin）即夫人。
［1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14。
［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满文老档·太祖》卷14。
［1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5。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8。
［15］《清太宗实录》卷5。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
［17］［18］《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0］《胡贡明五进狂曹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1］《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载：“皇上…不知遵法先王，每出己见，故事多犹豫，有做一头，丢一头，朝更夕改，有始无终。且必狃着故习，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如此三分四陆，如此十羊九牧。总藉此强兵，进了山海关，得了中原，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2］《满文老档·太祖》卷64，《武录》卷4。
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第八章宁远受挫，伤病而终
一、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廷抗衡，对外交涉中最大的课题就是朝鲜王国和蒙古各部的问题。后金军进驻辽沈，进而占据广宁后，对于朝鲜王国的基本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先发兵西进，攻击明城，最后再挥军征伐朝鲜王国。因此，努尔哈赤积极地对朝鲜王国展开了外交攻势。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进军辽沈，到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宁远之战的五年间，朝鲜王国与后金的关系比较稳定，但其中的磨擦，并没有间断，这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双方有争热。
第一个问题是毛文龙大闹东江，深入后金腹地，进行屠杀和掠夺，给后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肃清东江明朝势力的侵扰，是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当务之急。为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兵袭击毛文龙所占据的各个海岛，但都没能如愿，而朝鲜王国是毛文龙的养命之源，供应毛文龙数十万口人的粮食［1］。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合计起来，朝鲜王国供给毛文龙的谷物多达几十万石［2］。问题十分明显，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除掉毛文龙，必须断绝他的粮源，把他驱除出朝鲜王国的领土，断绝他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因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使臣与朝鲜王国交涉，提出交换条件，即若是朝鲜王国停止支援毛文龙，并把他交给后金，后金将释放都元帅美宏立［3］，然而，对于后金提出来的这么严重的问题，朝鲜国王竟长期不予理睬。
第二个问题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交涉的目的是孤立明廷，使朝鲜国王与明廷断绝外交关系，如果朝鲜国王答应这个条件，后金也可以把都元帅姜宏立放回去。后金发兵进攻辽沈和广宁的时候，朝鲜国主的态度有所变化，曾经派遣使者悄悄地去观察战争进展情况，国王的意思是，后金真的拿下了广宁，朝鲜王国可以与后金永敦和好［4］。但国王对于明廷的态度没有变，没有对后金作出较为明显的让步，甚至派平壤的驻节官、都元帅张晚等统率西部一支兵马，听明将毛文龙的指挥，准备协助明军进攻后金［5］。为了使朝鲜脱离明廷，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中，曾挑拨明廷与朝鲜王廷的关系，说明廷视朝鲜王廷如奴仆［6］。但朝鲜国王仍然不肯轻易改变与明的旧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天启元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的辽民纷纷拥入朝鲜王国境内，数量多达十数万［7］。努尔哈赤曾经多次向朝鲜王国索取辽东的逃民［8］，朝鲜国王不肯答应。努尔哈赤讲古喻今，举出完颜金的时候，女真人阿疎逃往辽朝［9］，辽人张觉逃入宋朝而导致亡国的严重教训，对朝鲜王廷进行威胁［10］，并以完颜金之后的身份，举例说，在完颜金时，朝鲜的官员赵位宠曾经以四十余城归降大金，金祖以友好为重，不给予接纳，他用此表示朝鲜与女真有长久的友好情谊［11］，规劝朝鲜国王与后金友好，而朝鲜国王一概不予答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尽管对朝鲜王国施以外交攻势，然而，仍然没有能够迫使朝鲜王廷与明朝断绝关系。努尔哈赤鉴于后金对于朝鲜王国四年间的通信，朝鲜国王竟没有一句好话回答［12］，因此也就不肯放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回国。同时，“极其厚待”叛变朝鲜王廷的韩明琏之子韩润、韩义兄弟［13］，并给他们娶妻安家。这就是宁远战前，后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在向宁远进军的时候，仍然有后顾之忧。
辽沈、广宁之战以后，蒙古与后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努尔哈赤争取蒙古是为了暂时的联合，以便夺取明朝的个别城市，共同对付明廷的话，那么在这以后，便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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