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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里窗外-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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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的一个早晨,太阳暖暖的,我推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心。在湖边的树荫下,有一堆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是很清楚地听到“林青霞”三个字。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家开心的机会。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你们好!我是林青霞!”静默了好一阵,有一个操着台湾国语的老先生问:“你就是她本人啊?”然后父亲和老人们都笑了,笑得好开心,笑得好灿烂。父亲很有面子,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在上海机场,经过海关,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停了一下,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心想还好没被他认出来。在候机楼等候上机,那位海关人员一脸肃穆地走到我面前,要我拿出我的登机证和护照,旁边的朋友很紧张,问怎么回事。他身子有些微微地颤抖,紧张的面容,好像要哭似的:“你是不是林青霞?”我心想:“我没犯错呀!”他拿出笔来要我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名。我和朋友这才松一口气。

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间小道上。

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带着亚洲电视摄制组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一位老太太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摄制组的人正想开口问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上前问她我要找的地址。老太太看着这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表情很趣致地指着我:“你是不是林青霞?”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写这篇文章,手不沾墨水,桌上没有稿纸,这是我第一次利用科技——“电脑”写出来的文章。

在生活中,往往有某些事或某些话会寄存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记得十五年前我结婚那天,好朋友施南生在我耳边仔细叮咛:“要学用电脑,将来等有了孩子,才能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我点头称是。十五年后,大女儿都十四岁了,我对电脑还是一窍不通。

始终认为没有电脑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最恐惧的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与科技产品相面对的时间多了,反而夺走了人与人相处的那份亲切感和温馨感。我排斥电脑,不愿意对着那冷冷硬硬的东西,更怕去按那个键盘,生怕那玩意儿被我一按就坏了。我以为它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东西。

在没有走入电脑世界前,我像是在另一个星球的地球人。与自己置身的现代文化脱节了,简直就成了文盲。女儿们一人一部电脑,对着它的时间比对着我多。缺少了与她们沟通的重要工具,感到有快要失去她们的危机。有次我要出门两个星期,小女儿喃喃自语地说:“妈妈真希望你会……”“什么?”她说的电脑术语,我根本听不懂,内心一阵惭愧。现在回想起来,她说的大概是ichat (会用ichat,即使是相隔两地,也能随时看着对方说话,以慰思念之情)。那天和施南生在又一城商场喝下午茶,我长嗟短叹地谈起我的危机。南生跟我讲话向来是好声好气的,那天她好好地数落了我一顿,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这块生铁给敲得当当响,回家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冲破怕电脑的心理障碍,把手指伸到键盘上,像婴儿开始学走路一样,先学着插上插座,然后学开机。小秘书在旁耐心地指点,我一个键一个键地跟着她的指示,口里重复着她的指令,进入眼前那个小小窗口,刹那间,仿佛被吸入无边无际的宇宙,周游于信息浩瀚的领域。

第一封电邮是打给施南生,多谢她的数落。南生高兴得连回了三封电邮,又给了几个重要的网址嘱我进去看,她说如果我能够自己帮自己寻找到想要知道的知识以后,将会更容易掌握自己的生活。

以前见了电脑就躲的我,现在晚上哄孩子睡了以后,一个人对着三个“苹果”:“苹果Mac Book Pro”、“苹果iPad”和“苹果iPhone”,一个写文章,一个查字典,一个跟朋友通简讯,忙得不亦乐乎。

跟世界接上了轨,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像年轻了许多,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在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所能够企及的,对古时候的人来说,只有仙人才可以做得到。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小秘书说她被骗了。

她说因为她贪小便宜,跟人签了一纸合约,这份合约逼得她在一个礼拜之内瘦了九磅,搞得她苦不堪言。

见她面黄肌瘦,我见犹怜的,仔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签的是瘦身合约。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陌生人的来电,对方问过她的年龄、身高、体重后,告诉她以她的年龄和身高比例,应该要减掉九磅,请她到瘦身公司去一趟,公司可以免费帮她减肥。不过要先缴交一万元保证金。果然公司帮她做了整套计划,有专人帮她量身高体重、度脂肪的多少,还有营养师开餐单及吃中药,再加上仪器配合。小秘书求瘦心切,又想可以减掉腰上的赘肉,忙不迭地就把合约给签了。签了约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公司只负责一个月的减肥计划,其他得靠自己,如果在一年之内的哪个月不能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就得扣两千,扣完为止。但如果每个月都能够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保证金原数退还。小秘书为了保住那一万元,每天晚上只敢吃一个馄饨和一条青菜。

从小就瘦小的我,高中入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都说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以为我是初中部的,一直到我入影圈拍戏,体重都没法超过一百磅,手臂细得几乎一个手掌就可圈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多长点肉。记得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西门町街头红绿灯前等过马路,因为穿上六吋松糕鞋,站在人群里简直就是高人一等,我听到一片“瘦!瘦!”声,几乎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发出一个“瘦”字,中间夹着一个女孩子惊恐的声音:“好可怕噢!”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瘦了,在那一片“瘦!”声中,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

本来以为减肥这玩意儿跟我永远扯不上关系。在我结完婚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开始发福了,自己倒不怎么介意,因为从来没有尝过胖的滋味,反而欣赏自己胖嘟嘟的模样。有一天施南生来家里吃饭,她严重地警告我不可放纵,好像我的胖是一种罪过。吓得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开始跑步、游水、节食,三管齐下,才减掉身上的几磅肉。想不到我也有加入减肥行列的一天。

听小秘书说那天在瘦身公司,见到许多阿伯阿婶,还有一些做粗活的。难道他们也想瘦身?

曾几何时,瘦身公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家,有些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我在想,瘦身公司开得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越富裕,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撑”的。也没听说非洲、印度那些穷苦国家的老百姓嚷着要减肥的。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十五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愣,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纽约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在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开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有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像流水,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概。

十五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马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位年轻女子说他中了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从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着,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七六年跟他认识。七九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请我们读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到纽约从下飞机起,他就招待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感觉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纽约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型的卡车,出出进进的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站在民权东路亚都饭店的窗前,对着窗外往下望了许久、许久。今晚的雨夜和以往的不同。马路上的斑马线被雨水清洗得黑白分明。看不见蓝、也看不见绿。电视上重复地播放着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发表的宣言。

他从八个字“感恩出发、谦卑做起”,开始他的演说。

他说,这次选举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人民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

他表示,胜选虽然高兴,但他了解这是重大责任的承担。

他还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我重复地看着,重复地听着。

他还是穿着选举时的服装,泛蓝牛仔裤,白色黑条子衬衫,外罩红领深蓝背心,左胸挂着国民党的徽章,右胸那金黄色的“2号马英九”闪闪发亮。他没有像一般“总统”,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装,做着大人物的手势。他喜悦真诚的笑容,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就像是每个人家里的大哥哥。

在选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因为紧张,和担心再有类似三一九枪击事件的发生,而显得焦虑不安。

这些朋友离开台湾数十年,虽然在国外已有了成就,他们心系台湾、爱台湾,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园,对台湾的关心,并不亚于台湾本土的人。

一九八四年到香港拍戏,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虽然居港二十四载,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台湾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对我来说台湾就好比我的娘家,而香港就好比我的夫家。

这次回台选举,三个女儿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们,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影响到一张选票都是值得的。

二十二号投票日,街上特别清静,没有口号,没有宣传车的喇叭声,没有叫嚣声,街道上的人扶老携幼地默默走向投票所,仿佛心里正在为他们所支持的“总统”人选祈祷着。我双手紧紧捏着身份证和图章,领取投票单后小心翼翼地盖章、吹干、折起,然后丢入投票箱,心想至少我这神圣的一票保证没错。中午打电话给朋友高兴地说我那“林青霞”三个字盖得清清楚楚,朋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子;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花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下午四点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马、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马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道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马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出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插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马英九的三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深色西装走进来,身材高大笔挺,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美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进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进。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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