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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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墨子都早已说过。其原则就是毋用双重标准。正义、公道只有一个标准；事物无论大小、人无分国籍，对待之法必须一致。＇18＇
胡适这篇演讲，在在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半吊子的不抵抗主义者。胡适后来也承认，自己在这篇演讲里“犹持两端”、“犹以为国防为不可缓”。＇19＇然而，聪明、博览群书、领悟力强的胡适，很快就领悟到自己的不一致。而那终于让他茅塞顿开的，是他12月12日在《公众》（The　Public）周刊上读到的署名S。D。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充足的国防》（Adequate　Defense）。S。D。是《公众》主编丹吉格（Samuel　Danziger）的名字的缩写。这是他为《公众》周刊写的一篇社论。＇20＇他批评某压力团体要在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调查美国军备状况。他说这其实就是要营造危机感，其目的在影响国会，以便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S。D。说，他们强调不是要扩充军备，而只是要有“充足的国防”。他反驳说战争如果发生，没有任何国防是充足的，除非它比敌人的强；而不充足的国防，有等于没有。问题是恶性循环：
要有“充足的国防”，我们的军备就必须比任何可能集结起来攻打我们的敌国都要强。那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我们的假想敌可能会怀疑我们准备要打他们，就好像我们怀疑他们准备要打我们一样。他们一定会想在军备上超过我们。我们国家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战派一定会抓住这点不放，于是激起疑惧之心，鼓吹增加预算。这种竞赛是毁灭性的。要终止这个竞赛，不是一方自愿退出，表白其和平的意向；就是一方乘最可能致胜的时机打败对方。欧洲的经验说明，后者是最可能的选择。备战只会导致战争。唯一可能充足的国防不在于军备，而在于公道地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21＇
S。　D。这篇文章没指名的团体，就是该年12月1日在纽约成立的“国家安全联盟”（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22＇该联盟获得《纽约时报》的支持，其目的在鼓吹备战，以免一旦战争发生，美国可能会措手不及。胡适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茅塞顿开，他说：“其言深可玩味。”接着，他作了详尽的演申。因此，1914年12月12日这则日记，就成为记录胡适留美阶段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第二篇重要的文献，因为它记录了他不抵抗主义的底定。他先用S。D。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论点，来说明所谓充足的国防对中国是缓不济急的：
即以吾国言之，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海陆军与日本并驾，可以谓之国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国也。海陆军与日英合力之海陆军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与国也。故今日而言国防，真非易事。惟浅人无识之徒始昌言增军备之为今日惟一
之急务耳。
胡适又说：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终不可比也。
胡适的结论是：“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那么，中国的前途何在呢？胡适说：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
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时期的立场。这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用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是“激进的不抵抗主义”或者“极端的和平主义”。＇23＇从S。D。那篇文章，胡适领悟到即使对国力、生产力那么强大的美国而言，真正万夫莫敌的“充足的国防”都是一个幻想，更遑论当时没有海军，陆军训练、装备两相落后的中国了！11月底在西腊寇思对“国民兵”军官作演讲的时候，他还有治标、治本的双重主张。现在，他连治标之道都扬弃了。这是因为从他现在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原来认为是对症下药的治标之道——自卫用的国防——本身也是毒药：“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制暴，暴何能已？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武装和平”和“以暴制暴”。“武装和平”这个词，显然是翻译他的校友大卫·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纽约时报》上所用的“Armed　Peace”，意思就是用军备来维持和平。大卫·乔丹是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毕业生，当过史丹福、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乔丹谴责用军备来维持和平的论调，他说那是遁词。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用枪、用军舰、用耀武扬威的方式来取得的武装和平，终于走到它注定的后果。武器就是用来打战用的。”＇24＇胡适现在体认到“武装和平”的做法就是“以暴制暴”。其结果就是他所说的：“以火治火，火乃益燃。”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由于胡适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以暴制暴”的和平主张。这包括《独立》（The　Independent）周刊的主编侯尔特（Hamilton　Holt）所活跃于其中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谈到了这个1915年6月在费城成立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这又是胡适晚年改写历史的一个例子。胡适在回忆了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接着就谈“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和平运动真是众声喧哗、急流迭起、跌宕冲击，参与者退出、转变立场的所在多有。不了解其间复杂万象的人，很容易被胡适的回忆误导，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和安吉尔、杜威、胡适混同在一起。比如说，邵建就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视为和安吉尔、杜威“思想同步”的组织。＇25＇我们先说胡适的回忆。他在说完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说：
就在安吉尔和杜威的这些思想影响我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新的具有建设性的世界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刻。这个运动的发端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我的老朋友，《独立》周刊的主编侯尔特先生所倡导组织的……1915年6月，美国的一些公众领袖在费城独立厅召开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成立大会。我们必须谨记“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可以说在思想上孕育了未来的“国际联盟”。侯尔特影响了美国前总统塔伏特，他于是答应出任该联盟的主席。经由侯尔特和塔伏特的努力，威尔逊总统逐渐接受这个新的观念，而成为“国际联盟”的强力支持者。
胡适接着引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其中，第三个主张是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服膺的：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条约签署国将集体采用经济与军事的力量，来制裁任何不把争端付诸仲裁，而迳自采取军事行动或任何敌对行为的签署国。＇26＇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这段回忆与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不符。“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第三个主张，胡适在回忆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说是最重要的一条，即，用经济、军事的力量制裁侵略者。这是在当时持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不能接受的“以暴制暴”的方法。我们记得在上述胡适演申的引文里，他强调他的根本之计：“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有趣的是，等胡适在1916年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时候，他却又跟“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英雄所见略同了。更有趣的是，等胡适终其一生秉持国际仲裁主义，作为他这个理论灵感来源的杜威，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把它束之高阁了。但这是后话。
总之，S。D。在《公众》上的《充足的国防》那篇文章使胡适顿悟，幡然一改他到那时为止仍然心持两端的立场：既要和平、又要有自卫的武力的矛盾；用胡适当时最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不一致。S。D。的那篇文章，胡适是12月12日读到的。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有机会演练他这个用“必也一致乎”所推演出来的不抵抗主义。12月底，他代表康乃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年会。26日举行欢迎晚会。当晚在大会上致辞的有五位，其中一位是伊利诺大学的俄利物（T。E。Oliver）教授，另一位就是胡适。＇27＇
胡适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站在分岔口上》（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他在《留学日记》里说他那篇讲词，其实是在向俄利物教授提出挑战，是对他所下的一份“哀的米敦书”，即最后通牒。原因是这样的，“世界学生联合会”的总会有两派在角逐着。一派胡适称之为前进派，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属之，主张所有的和平团体，包括主张和平的学生团体，都属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份子，“世界学生联合会”应该与所有主张世界和平的团体合作。另一派，以伊利诺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为代表，是保守派，认为世界和平属于政治问题，而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他们认为讷司密斯、洛克纳这些主张和平的人都是被那些和平团体所利用了。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演说的大旨：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坚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道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胡适在日记里说，俄亥俄州大学校长汤生（William　Thompson）是地主，当晚也致了欢迎词。在欢迎会的次日，校长夫人告诉胡适：“昨夜君演说后，本校法律院长内特先生谓余曰：‘我完全没有对妳先生不敬的意思，但今晚的演说，胡适先生的最好。’＇原句是英文＇”＇28＇胡适除了在欢迎会致辞的时候，向反对支持和平运动的保守派宣战以外，同时也在大会的决议案上力战保守派：
年会议事会始于廿八日，终于廿九日，二日而已。余为议案股（mittee　on　Resolutions）员长＇主席＇，为最重要之股员。廿八夜手写议案至三时始就寝，七时即起，睡三小时余耳。明日召本股股员会集，余竭力将所有议案一一通过。十时许议事会开会，余为第一人报告，所有议案二十条，除三、四条致谢议案外，皆总会中年来最重要问题之久悬不决者也。余报告自十时许至下午五时半始毕，盖除食时外凡六小时。每提一案，反对派辄起驳击。幸进行＇进步＇派居大多数，余所提议案皆一一通过。八年悬案，一朝豁然，俾全会知总会多数意向所在，不致为一二少数反对党所把持，此本届年会之大捷也。
胡适刚从俄亥俄州开的“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大捷”而归，1915年1月中，他又有东岸之游。这次，他是到波士顿去，为“布朗宁知音会”演讲《儒家与布朗宁》。演讲过后，他去了纽约。23日，他在纽约跟韦莲司见面，当面向韦莲司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大悟，“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从此奉行不抵抗主义。我们记得这是他读了S。D。那篇文章以后的事。胡适过后在日记上说，韦莲司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胡适“晚近第一大捷”，希望他能“力持此志勿懈”。＇29＇
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从纽约搭火车回旖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ck　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写信给他。他对普耳说：
当今的世界所须要的，是把那过度强调自我至上的观念彻底地推翻。当代的道德太自我中心了。自保的观念几乎从来就没有被挑战过。因为如此，许多权宜之策、许多罪恶，都假自保之名而得以行之！为了要矫正这个积重难返的恶习，我们必须把现有的自我的观念推展至其极限。我们必须推翻那认为自保是我们最高的责任的迷信。我们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必须因为那是正确的，而只不是权宜之计；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因为那是必要的。
普耳回信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抵抗。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30＇
胡适才回到旖色佳，却又有了再游纽约的机会。这是因为“美国限制军备联盟”（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邀请美国东岸的一些大学，派代表到纽约开会，希望能在大学里组织限制军备的团体。胡适是康乃尔大学的代表，所以他在2月13日早上，又坐火车到了纽约。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在当晚议决成立一个组织，名为“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胡适说这个名字是他取的。就在这第二次的纽约之行，胡适跟普耳见了面。两人相谈甚欢。只是，普耳不喜欢用“不抵抗主义”，而胡适不喜欢普耳用的“有效的抵抗”。胡适想到他康乃尔闪族语言系须密（N。Schmidt）教授所用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但还是觉得不理想。最后他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cal　resistance）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跟普耳见了面以后，胡适接着见到了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连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31＇
所谓“道义的抵抗”，其实就是绝对的不抵抗，因为那是“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那种宽恕敌人的抵抗主义。其立论的基础是：这种“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的抵抗方式，终于会让敌人羞惭、痛悔，然后幡然改悟，所以才会称之为“道义的抵抗”，因为那是用“道义”来作“不抵抗”的抵抗。胡适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中国有没有国防，对他来说根本就只是末节。没有国立大学，没有文化机构，才真正是耻辱。他在1915年2月20日跟英语系的教授亚丹（J。Q。Adams）谈到大学：“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