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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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楼上楼下，通统走遍，找不出一件洋货来，这真是难得的了。那中国货之中，第一便是那中国的陶器，又古雅，又精致，这是外国一定做不出的。第二便是顾绣，又活动，又工致，这又是外国做不到的。第三便是中国绸缎，那些中国缎子，又坚固，又好看，又大方。第四，便是福州的漆器，又光明，又韧固，那所画的花木人物，无一不好。第五便是那中国瓷器。第六便是那中国竹器。还有一种最好的，便是中国雕刻品。还有那陈列所楼上，另有一处，挂了许多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只这几种已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些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5＇
胡适这种对传统中国文明的颂赞，用他自己后来常用的批判的话语来说，简直就是“夸大狂”、“迷梦”、“反动”。然而，胡适深知爱国的第一步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历史：“一家有一家的族谱，一国有一国的历史。做子孙的，总极力保存他那一族的族谱，族谱上有几个大英雄、大义士，做子孙的时时对人称道，觉得非常荣耀。做国民的，也应如此，也应把他祖国历史上的奇功伟业，息息不忘记。”他接着说：
譬如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丑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哎！可惨呀！＇6＇
有趣的是，胡适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他读《汉书》，读到下面这段话：“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高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詟不敢出。”胡适说他“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往不已”，只可“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7＇
他在《竞业旬报》里笔之于书，来纪念的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昭君。胡适在这里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局，也就是说，讲爱国就必须要去纪念、发扬中国历史上光荣的事迹与伟大的人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又和他所要谈的现代的爱国意识与行为有格格不入、兜不拢的感觉。胡适这个两难之局，其实是有普遍性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分子，更喜欢援引西洋历史上甚或当代的人物，例如贞德、罗兰夫人、美国《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当时多译为批茶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以及俄国的虚无党人，特别是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81）。＇8＇这种借西风、西雨以浇中国块垒的做法，越演越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最激进的人来说，特别是像《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爱中国与爱传统，就必须完全切割了。爱中国，就必须去传统、就西洋；要救中国，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拥抱西洋近代文明。
胡适说，读者看到王昭君跟“爱国女杰”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一定觉得很讶异。这是因为大家一想到王昭君，就会想到她不过就是一个失宠而被送去“和番”的宫女吗？他说两千年来，大家都冤枉了王昭君了。他申明他故事的来源，都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他说汉元帝时，匈奴的单于呼韩邪来朝，愿作汉朝女婿，求元帝赐给一个宫女。在各宫女面面相觑，裹足不前的时候，王昭君自告奋勇，作了牺牲。王昭君这个绝色美女出现的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吗？”胡适说王昭君出塞，使得汉朝得享几十年的平安，“这都是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9＇
如果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灿烂的文明，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学，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中国则是彻底地悲观。中国人没有荣誉心，胡适大笔一挥，居然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后，让人不禁怀疑他所说的那个灿烂光辉的传统年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就是儒家传统所好称的“三代”？他说：“古语说得好：‘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说三代（夏、商、周）以上的古人，个个人都能守他的天职，做他的本分，所以那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虚名的。到了三代以后的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个都只晓得顾自己，没有一个人，肯顾公益的，更没有人肯顾国事的，所以不得已才借这个名字，把来鼓励天下的人。后来世界越发不好了，到了如今，连那名誉都不顾了，天下人笑他也不顾，唾骂他也不顾，一身的名誉，一家的名誉，祖宗的名誉，子孙的名誉，甚至于祖国的名誉，一塌刮辣仔，都不顾了，都不顾了。”＇10＇
三代以下的中国人好名，以后则每况愈下，连名誉都不顾了。不但名誉不顾了，又加上苟且。胡适痛斥中国人苟且的习性，因为“我想起这‘苟且’二字，在我们中国真可以算得一场大瘟疫了。这一场瘟疫，不打紧，简直把我们祖国数千年来的文明，数千年来的民族精神，都被这两个字瘟死了”。胡适所忧心的“苟且”的祸害，与其说是降在个人身上，毋宁说是国家和民族。换句话说，如果美德最终的受益者是国家，劣根性的贻害也是落在国家身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民族，今年你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明年他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不管是人是狗，他都肯服侍的，到了如今，哪一个不是安安稳稳的伺候着做顺民呢！唉！国民苟且到这步。科学上是苟且极了，思想精神哪一件不苟且，行一步路，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哪一件不苟且，国亡了，还要随便些儿呢。唉约！那可真亡了，祖国可真是没有救的了。唉！可恨呵！苟且。”＇11＇
对亡国的忧虑，是胡适讨论爱国时的基调。以当时中国濒临被瓜分的命运的时代背景来说，这当然是不难想象的。但胡适对中国前途、对中国人的悲观是相当彻底的。他《爱国》、《独立》、《苟且》与《名誉》这四篇时论的主标题是《白话》，然而，这“白话”有其特别的定义，完全是我们臆想不到的：“我今天所用这‘白话’二字，并不是白话报的白话，是别有一个意思的。这个‘白’字，是‘白白地’的意思。‘白白地’是‘空空’的意思。我这‘白话’二字的意思，就是白白说掉的话儿。因为我要说的话，说得笔秃口枯，天花乱坠，列位看官终究不肯照这话实行，我的话可不是白白说掉了吗？所以便用这‘白话’二字，做了全篇的题目。我很盼望列位看官切不可使我说的话，当真成了白话才好呀！”＇12＇
胡适对中国的悲观，不只限于一般的人，而更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所走的方向感到悲观。比如说，中国公学刚成立的时候，由于经费困难，逼得公学的干事姚洪业用死谏的方式，来激起社会的关心。他在投江自杀以前所写的遗书中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胡适在《姚烈士传略》里说：“列位可晓得人世间最要紧的是什么？我想列位一定回答我道：‘生命’……但是列位可晓得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还贵重几千百倍么？……这一种东西就叫做责任。”这段话所用的，当然还是维多利亚美德的论述。然而，胡适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新式教育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新学堂等于是在准备出洋留学。那不但耗费巨大，而且反而造成崇洋的心理。这个看法，胡适还会在他留美以后所写的《非留学篇》里详述。总之，他在《姚烈士传略》里说：
人人都晓得出洋游学是狠紧要的了，但是本国若没有完备的学堂，出洋的人，什么都不懂得。譬如没有学过普通学问的人，也要出洋；够不上人家高等小学的人，也要出洋。一来呢，丢脸（上海人叫做坍台）；二来在外国费用大，连小学堂的学生都要在外国教育，你想这还了得么。第二，要是派了一般什么不懂的学生出洋，这些人眼光到有豆样大，肚子里茅塞极了。一到外国，瞧见了那些奇技美术、高等学问，你想他那一种佩服倾倒的情形那还说得出、描得出吗？这种人即使学成之后，还不是一班奴隶根性的人吗？于我们祖国前途何尝有分毫利益呢？＇13＇
如果中国是应该爱的，如果那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是应该让中国人觉得骄傲，并且去发扬光大的，则那是当代的中国人的责任。问题是，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而且苟且。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然而，胡适并没有灰心。虽然他说的话，也许像他所说的，等于是“白话”，白说了的话，但是，他还是愿意苦口婆心。他的对策显然是用西洋的例子。我们在本章“作新民”那一节所提到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在巴拉克拉瓦之战壮烈的表现——《六百男儿行》——就都是他想借西洋人爱国的故事，来激发起中国人爱国心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08年9月16日，在《竞业旬报》所发表的《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先以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木兰作为引子，衬托出两相对比之下，会让木兰变得望尘莫及的贞德：“唉！哪里晓得法兰西国，曾出有一个女子，她处的时势比木兰艰难百倍，立的功业比木兰高百倍。她是谁呢？这便是我今天所要说的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了。”胡适说贞德出生于法国东方一个名叫陶兰美（Domremy）的小村，她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晚期，法国濒临败亡的时候，上帝由天使托梦，对她说：“贞德，妳还不去救国吗？妳去一定可以救得法国，可以使法国国王在雷姆＇Reims＇地方行加冕的礼。贞德，妳还不去救国吗？”贞德接受了上帝的指令，到处去作慷慨激昂的演说：
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我法国国祚的存亡，全在此一举；我们法国全国生民的自由，也都在此一举。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列位好国民，努力呀！战呀！自由呀！驱除异族呀！上帝呀！
在贞德的号召率领之下，法军每战皆捷，不但解除了被英军包围了七个月之久的亚伦斯城（Orléans），甚至乘胜长驱直入雷姆城，果真如上帝在托梦中所说的，在雷姆城为法王查理七世行加冕礼。不幸的是，胡适说贞德后来“中了奸人诡计，遂为褒根得人＇Burgundians＇所擒，囚起来，卖给英国人，唉！这种人，还可算作人吗？简直是禽兽了。唉！”胡适说，英国人在审讯贞德，问她为什么以一介小女子，而出来打仗呢？贞德侃侃地答道：
我么，我是上帝差我来搭救我最亲爱、最庄严的祖国。我存了这心，上帝自然会帮忙我。你们这班英狗，哪里够我杀呀！
英国人恨极了贞德，于是以妖术惑众为名把她烧死。胡适描写道：
到了那日，英国人架起柴来，预备要烧了。那时有一个黑人女奴，服侍贞德的，英人也要烧死她。那女奴见了刑具，吓得哭起来了，贞德还过去从从容容地劝导她，叫她不要怕死。唉！这种魄力，这种心肠，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可曾见过么？后来时候到了，火着了，我们这位可敬、可爱、爱国、爱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贞德女杰，便死在烈火之中了。唉！
这神灵感召的故事，是留美初期几乎皈依基督教、后来产生反感、反动的胡适必定会嗤之以鼻的，但这是后话。他的写作策略，是激将法；他要让读者觉得可耻，受辱，从而激起他们想要证明胡适错怪他们的激情。胡适在结语里说：
我们中国如今的时势，危险极了，比起那时法国的情形，我们中国还要危险十倍呢！那时法国只和英国一国打仗，如今中国倒有几十个强国环绕境上，可不是危险十倍么？我狠望我们中国的同胞，快些起来救国，快些快些，不要等到将来使娘子军笑我们没用。我又天天巴望我们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千百个贞德，等到那时候，在下便抛下笔砚，放下书本，赶去做一个马前卒，也情愿的，极情愿的。唉！在下现在恐怕是作梦吧！哈哈！＇14＇
胡适不但自己写，他也在《竞业旬报》上介绍其他阐扬爱国思想的书籍。比如说，他读了林纾翻译的《爱国二童子传》（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　G。Bruno＇Mme　Alfred　Fouillée＇）。胡适在他的介绍里说：“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这一部书狠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书了。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抄了一些来给大家看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朱伯庐）＇（16171688），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胡适在这篇介绍的文章里，摘抄下来二十句类似格言的句子。他在其中的几句话之后加了评注。这些评注用的还是激将法。比如说，“美成洛将死，乃张目作凄恋，颇闻微息作声，大类微风之吹入，颇辨析为‘法国’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凡人得资于分外者，即奇富亦不足为荣显矣（中国那些梦想发横财的听着！）”；“伯尔亚将死，尚呼其步卒，扶之倚树而立，力回面斥敌师曰：我虽死，终不示汝以背也（这句话的意思，说大凡逃走的人必定把背脊朝着人，如今我虽死，终不肯逃走）（中国的兵听着！）。”＇15＇
另外一个例子更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领悟到胡适读书之广。胡适在上海时期所读的宣扬维多利亚美德的书，显然不限于《国民读本》与《真国民》。他1909年8月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翻译短篇小说《国殇》，是从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所著的《心》（Cuore）翻译过来的。《心》是1886年出版的，是一本风行世界，被译成多国文字的畅销青少年读物。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巨匠包天笑，据说是第一个把这本书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时间在1909年，跟胡适所翻的《国殇》是同一年。由于包天笑有一个儿子叫可馨，故该书取名为《可馨儿就学记》。1924年夏丏尊对照日、英两种译本，又将该书译成中文，取名《爱的教育》。据说民国时期的翻译小说里，《爱的教育》的再版次数与印刷数量是创纪录的。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郎巴德（Lombardy）的一场战役，是意大利迈向统一的一个里程碑，时间在1859年。故事所描写的是一个少年，爬上树梢为意大利前哨军侦测奥地利军队，结果不幸被敌军发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