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方法1-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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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符实。到东汉中，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3）察举的流弊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最滥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4。董仲舒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　“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3）论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的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2）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强勉行道”；“必仁且智”；“重义轻利”　
5。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2）关于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　　知识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的。
2）思考与求是
3）问难与距师
这是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1．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个贵族阶层──门阀世族。为了保证他们受教育的特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四年（278年）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惠帝时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此后，各朝中央官学都是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体现“贵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则。西晋国子学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世族子弟设学之始，这是门阀世族享有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三国魏明帝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这是我国古代法律分科设学之始。后秦姚兴、梁朝武帝也设置“律学”。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开设医学，这是我国医学专科教育之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科学校。北魏也曾设医学博士以教弟子。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师开设　“四学”。据《文献通考？学校考二》载：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四馆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学”，是我国最早的分专业的综合学校。　
2．隋唐时期教育体系的完备　　　
（1）文教政策的探索与稳定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如秦，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在治国方策上颇有建树，包括在教育方面建立国子监和实行科举制，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朝如汉，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重振儒术，兼用佛、道。或者说是三教并用，世俗社会政治领域则以儒为主。
（3）政府教育管理机构和体制的确立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隋朝设立了国子寺，后又改称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学校，首次设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首长，教育成为独立的部门。唐代国子监统辖下属的各学校，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典型。
（4）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的完备
1）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包括儒学与专门学校两类，在管理上，“六学一馆”组成了中央官学的主干，由国子监管理。另外的学校是中央的一些事业和行政事务部门结合自己的需要办的，归他们管理。
2）地方官学
与此同时，唐代的地方官学也有比较完备的制度。唐代的主要行政单位是州、府、县，各级单位都根据其大小设立相应规模的地方官学。
3）私学
这一时期私学也较发达，每一种专门的学术都有私人传授，即补充了官学，也成为科举制度的教育基础。
4）教学管理制度周全
规定修业年限，形成旬试、月试、岁试、毕业考试等学业评估检察体系，还规定了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假期制度。
（5）私学发展
这一时期私学也较发达，每一种专门的学术都有私人传授，即补充了官学，也成为科举制度的教育基础。
（6）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3．科举制度建立
（1）科举制度的萌芽与确立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在隋代只不过初具雏形，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为庶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唐承隋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唐立国之初，就将人才选拔列入国家重要政事。唐太宗执政时，继续推动科举制度的发展。唐高宗以后，科举取士名额有所增加。武则天开创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先例＋殿试。到了开元、天宝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愈益增多，科举制度中大部分考试科目已经形成，考试内容和形式基本确立，科举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备。
（2）科举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
1）科举考试的程序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送到尚书审应试的称为生徒。
乡贡：不由馆学学成的人，自己在周县报考的，经周县考试合格选送的。
报考时间是在每年仲冬，考生会集京师，到礼部、户部递交履历和推荐书，办妥应试手续。第二年二月初春，考生赴尚书省礼部贡院应试。明经、进士考试分三场进行，每场一日。考试合格后，分等级给予及第、出身的资格。秀才、明经、进士。
2）科举考试的科目
唐代科举分文科举和武科举两大类。
文科举又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定期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科等。其中经常举行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
3）科举考试的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
（3）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在科举之产生以前，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基本上是脱节的，科举制的产生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学校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来组织教学活动，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前提，科举又是学生做官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弊端，社会只重科举，不重教育，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导致了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消极。科举制与学校关系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兴衰直接影响科举取士的质量和数量；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指导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4）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了1300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一了教学内容，也就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给下层人们以从政的机会，缓和了阶级矛盾。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
科举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政个发展历程看，科举从隋唐到宋朝，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日趋明显，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国家只重选科取士，而忽略了学校教育；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科举制束缚思想，败坏学风。
4．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1）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出生于世代经学的仕宦之家，原在梁朝作官，奉命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