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崛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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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阶段。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事实上，面对敌国战后日益减少的国内收入，确实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决德国国内和国外债权人相冲突的索赔要求。但是，许多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国内经济停滞和他国挑衅并存的状况下，最坏的结果终于发生了—德国自身货币和经济体系全面崩盘。到1923年年底，大约有4。97×1020德国马克在流通，每天大约有200亿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　820亿。当时的价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万亿倍。但是，确实还有一些短期的好处出现。到1922年最后一个季度为止，通过鼓励消费、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胀，德国国内生产的总产量和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正如我们看到的，贬值的德国马克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最严重的时刻直到1923年才到来。德国工业产量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工会成员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不过，这并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打击，以及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创伤。艾利亚斯·卡内蒂后来在描述他年轻时在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法兰克福地区的那段经历时写道：“严格而具体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群体现象。这是货币贬值的一个‘安息日’，人与钱之间奇怪的相互作用—钱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钱，人们感觉自己和手中的金钱一样‘恶劣’，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糟。金钱和人都被局势摆布着，同样都感到毫无价值。”
“贬值”是通货膨胀的主要产物。这不仅仅限于货币本身，那些以该货币计算的一切形式的资产、收入以及债券，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对于德国来说，一场通货膨胀扫清了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堆积如山的内债，成功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但却难以逃脱战前就欠下的大笔外债。通货膨胀对于税费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债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资的居民都会受到牵连，甚至还会影响到中上阶层人们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级公务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唯一能够幸免的就是企业家们—他们调高价码、买进美元、投资实业（如房产、工厂），或者使用正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恶性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后果：银行受损、利率高企，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并让经济蒙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对于德国来说，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小觑。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发表了有关“食利者的安乐死”见解。他说，相比带来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虽然让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却更能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知道哪种结果更恶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凯恩斯本人还曾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后果做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很隐蔽地没收公民相当一部分的财富，通过这种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没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没收。这种手段使许多人变得穷困潦倒，但却为另一些人谋得了福利。关于这种对财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仅仅从国家安全和稳定性上，而且对于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得到横财的人来说……他们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抨击的目标。对于资产阶级，通货膨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绝不低于无产阶级对其的冲击。而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久的债务关系（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基础）全然变得杂乱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
“现在还没有一个巧妙、可靠、能够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法。”凯恩斯把自己的见解归功于列宁对他的影响。虽然没有记录表明列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印钞厂比做财政补给的机枪，把火药都射进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背后。
前苏联的经历提醒我们，德国并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衰退的国家。除前苏联以外，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当时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在1917年至1924年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在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债务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随即而至。俄国的债券持有者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匈牙利和希腊所经历的货币、债券市场的陷落崩溃①。
如果说恶性通货膨胀与世界大战的失利息息相关这比较容易解释得通，但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在近些时候，也有许多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债—要么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么采用货币贬值的间接手段。然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子没能随着世界战争的结束而消散，究竟是为什么呢？
通胀的政治与货币推手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老板比尔·格罗斯是以在赌城拉斯韦加斯玩21点起家的。在他眼里，投资债券总是有那么点赌博的因素在里面，即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会使投资债券年利率带来的收益缩水。正如格罗斯所说的：“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而固定利率仅有5％时，这说明债券持有者的收益落后了通货膨胀5％。”正如我们所见，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削减了投资资本总额和应得利息的购买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稍微有通货膨胀的风吹草动，债券的价格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直线飙升，相对债券市场而言，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场成为了当时最佳的投资场所。格罗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美国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时的情景（1980年4月通胀率最高时甚至近15％）。他说：“那时的债券市场十分糟糕，当时的熊市不仅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历史上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更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年收益率是负的3％，与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一样糟糕。而今天，仅少数国家的通胀率在10％以上，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还在遭受着恶性通胀带来的困扰②。追溯到1979年，全球至少有7个国家的年通胀率在50％以上，有6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英国和美国就位列其中。在这中间，受到通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阿根廷。
阿根廷曾一度是繁荣兴旺的代名词。“阿根廷”的名字意为白银之地，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坐落于拉普拉塔河岸。拉普拉塔河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银之河”。这个名字不仅仅指这条河颜色浑浊的河水，也指取自于河水上游沉淀的白银。根据近些时候的估算，阿根廷在1913年曾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国家之列。在非英语国家中，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从1870年到1913年之间，阿根廷的经济飞速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阿根廷的国外资金投资甚至与加拿大相比肩。世界上两个哈罗斯百货商店的位置也绝非随意而为之：一个位于伦敦的骑士桥，另一个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佛罗里达大道上。当时的阿根廷有能力，也有志于成为南半球的英国，甚至美国。1946年2月，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裴隆将军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银行。裴隆对于自己的所见大为惊讶，他赞叹道“这里的金子实在太多了，过道都无法通行了。”
而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如其邻国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中六七十年代尤其不理想。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相比1913年，当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72％，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降为34％。阿根廷逐渐被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邻国智利赶超，这令阿根廷人难以释怀。而这一切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一种解释是由于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52年、1956年到1968年、1968年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这几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在1975年到1990年间，年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三（甚至四）位数，其中1989年达到顶峰，高达5　000％。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于债务的拖欠：阿根廷曾分别在1982年、1989年、2002年和2004年四次拖欠外债。但是，这些解释并非那么可信。在1870年至1914年间，阿根廷同样遭受了至少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通胀率均保持在两位数，同时也至少两次拖欠债务。要想真正了解阿根廷经济衰败的原因，从政治和货币角度观察通货膨胀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寡头曾力图把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对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萧条时期曾遭受了重创）的农业出口上。大规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无定所，这导致城市工人阶级人口过多，产生比例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开阿根廷军事政变先河，随后军事对于政治反复不断的干预，为裴隆统治下新兴的准法西斯政治铺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为人民提供了高额的薪水，为工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为阿根廷的实业家们提供了保护性关税。而在1955年至1966年间，裴隆曾企图倚仗货币贬值来调和农业和工业的利益。1966年，另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仍未能兑现原先的许诺，技术现代化的变革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货币再度贬值。1973年，裴隆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恰巧世界通货膨胀来袭，这一次阿根廷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飙升至444％。又一场军事政变让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数以千计的人被蛮横拘押或者“失踪”。从经济层面上讲，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让阿根廷背负了快速增长的外债，截至1984年，外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尽管这还不到20世纪初阿根廷债务顶峰时期水平的一半）。同样，在通货膨胀危机下，战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内部有镇压颠覆分子的“肮脏战争”，外部有与英国关于福克兰群岛的争夺战，但都没能借通货膨胀的手扫清阿根廷的外债。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包括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军事首脑、利益集团的发起者和工会，当然也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简单说来，他们中间没有谁能够避免价格的波动。投资者尝到了亏空和货币贬值的滋味，体力劳动者也习惯了工资的起伏波动。从国内融资向国外融资的逐渐转型，意味着债券的“外流”。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货币保值的种种计划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径交叉的花园》中，他虚构了一位中国作家崔朋的杰作：
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会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未来……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出现，每一结点既是一个选择的结局，又是另一选择的起点崔朋不相信时间的一致和绝对，他相信时间是无限连续的，相信时间是一张正在扩展、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网。
对于阿根廷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这种思维方式很恰当。贝纳尔多曾试图重新制定还债期限；凯恩斯提倡管理；而胡安·索洛期望对货币进行改革，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但没有谁能够引领利益集团顺着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公共财政支出持续高于税收，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也没能盛行，短暂的价格稳定后通货膨胀又重整旗鼓。1989年，各条岔路在遭受了不幸后最终重新汇合在了一起：那是东欧的幸福年代，却是阿根廷的可怕年代。
1989年2月，阿根廷经历着历史上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力系统努力维持着运作，人们也慢慢习惯了长达5个小时的停电。为了避免汇率下降，银行和外汇交易所被迫关门停业，因为政府力图阻止汇率崩盘。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阿根廷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140％。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冻结了对阿根廷的贷款业务，并表示阿根廷政府已经丧失了处理公共部门赤字的能力。私营部门的贷款者也没了热情。在通货膨胀势必横扫债券市场的趋势下，投资者也都避免购买债券。随着公众恐惧心理加剧，阿根廷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也逐渐耗尽，债券价格一蹶不振。绝望的阿根廷政府只能有一种选择，即诉诸“印刷厂”，但不幸的是，这条路也走不通。1989年4月28日（星期五），阿根廷政府完全“没钱了”。对此，阿根廷中央银行副主席罗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物质供应短缺的问题”。事实上，阿根廷的造币厂用光了所有印钞用的纸张，印钞机也闲置起来。罗伯托还坦白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到星期一的时候纸币一定印出来了。”
到了当年的6月，阿根廷的月通胀率超过了100％，公众的情绪也接近了极限。而早在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超市里，就有人出于愤怒推翻了装满商品的手推车，原因是广播里刚刚播放了所有商品即时涨价30％的通知。同样是在6月，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持续了两天的暴乱和疯狂抢掠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工人的工资由于随着物价的飙升而水涨船高，使工人并未成为阿根廷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资吃饭的人员，比如公务员、学者，或者靠养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饭的退休人员。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通胀的主要受益者是债务累累的负债者，他们的负债随着通货膨胀一笔勾销。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这类受益者中的一员。
但并不是所有阿根廷债务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撇清。到1983年，阿根廷的外债（以美元标价）已累计达到了4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产量总值的40％。而无论阿根廷的货币价值有何变化，以美元标价的债务都维持不变。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随着穷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长。截至1989年，外债额度已经累计超过了650亿美元。而在下个10年里，很有可能涨到1　550亿美元。阿根廷国内的债权人已经因通货膨胀损失惨重，但只有拖欠债务才能让国家摆脱外债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根廷在这条路上已经来来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为在阿根廷证券业投资濒临破产（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债券的不成功发行）。当时恰恰是巴林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劝说英国政府出资100万英镑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产会给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带来灾难。随后这100万英镑增值至1　700万英镑。同样是掌管银行业委员会的罗斯柴尔德让固执的阿根廷政府实行了改革。此后的贷款是附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循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