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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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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
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
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
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这真像
个指鹿为马的社会。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
《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血，也是红的孟祥森读了八月二十九日
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
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
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
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
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
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裸裸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
因为赤裸裸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
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而不见，见而
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
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
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
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
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
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
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
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
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
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
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
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
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
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
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
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
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
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
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
的笑容来。
※※※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
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
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
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
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
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
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
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黄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
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黄色都市”而非“红色”
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
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还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过区区一
个李再钤的区区作品而已，只不过区区台中市的区区中港路的区区两排行道
树而已，重要的还在后头：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凤凰木统统砍掉，因为
凤凰木这种树还像话嘛，从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么花也不开，偏偏开
红化，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没关
系），台南市半年，岂不成了红城，甚至红星城？如果，红色真这么可怕，
照这样推衍下去，还得把一千八百万人各个抽血换血，或发明一种“健康”
漂白剂，把血漂一漂——因为血的颜色也是红的！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会“闹事”的一代
— —给大学生今年5 月27 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我的
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
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
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
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
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
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
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
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
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
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
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
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
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
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
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
“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
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
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
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
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
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
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
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
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
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
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
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
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
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
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
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
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
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
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
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
“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
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
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
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
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
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
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
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
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
具备这三个品质？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
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
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
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
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为什
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
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
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
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
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
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
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
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弓虽。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
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
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
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
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
去“闹事”。
※※※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
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
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
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
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
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
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
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
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
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
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
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
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这
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
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
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
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
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
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
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高三那年，
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
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
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
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
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
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
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
起来就是。
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
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
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
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
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
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
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
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
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
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
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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