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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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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
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
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
题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
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
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
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第二种反应是:“你
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
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
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
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
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
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
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
“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
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
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这三种反应都很情
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
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
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
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
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
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
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
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
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
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
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
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
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
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
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 。”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
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
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
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
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
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
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
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
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
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对立”又如何?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
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
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
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
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
“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
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
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
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
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
政”,是他“份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
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
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
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
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
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
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
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
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
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
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
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
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
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主任生气地回
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
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
么公仆?”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
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
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
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
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
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
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持”、“拥护”、“爱戴’的东
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
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
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
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
护”吗?“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
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
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
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汤玛斯?曼写过一
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
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
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
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
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
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
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
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
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
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
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
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
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
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
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
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余玉贤(农
林厅长)/龙应台(《野火集》作者)编者先生:贵报(《中国时报》)一九
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间”副刊,龙应台先生所写《“对立”又如何?》文
内有关指责农林厅“毁约”问题,与事实不符,对作者在未明了事实真相之
前,即大作评论,竭尽诽谤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贵刊是否也有“文
责”的约束?龙文说:“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
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
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
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
政府。”我不晓得龙先生根据什么道听途说舞文弄墨?跟养猪的老百姓订定
产销契约的是台湾省农会,不是农林厅,省农会是农民(人民)团体,不是
政府机构。最近省农会“片面毁约”,农林厅站在辅导机关立场,正在设法
协助省农会筹措资金,俾能继续办理产销计划。确保养猪户的利益。
农林厅长曾在省议会答复议员质询时呼吁契约养猪户,体谅省农会的
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调节毛猪供应计划,不要扩大养猪规模,渡过
此次难关,希望毛猪价格能够回升? 。。农林厅长绝对没有在报上说;希望
农民“不要控告政府”。养猪户没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会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尽!敬颂编安农林厅长余玉贤 敬启
五月十九日编辑先生:多谢您转寄余厅长的来信。
关于余厅长谈话的部分,我所依据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国时报》第
二版的报导。
“余玉贤希望契约户能体谅基金已理赔将竭尽的苦衷,不与兴讼。”该项
报导的标题则为:“农户血本无归、农林厅长表歉疚,希望不要兴讼、愿磋
商给予补助。”“对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责农林厅毁约的问题”,更不在议
论毁约一事谁是谁非,文章重点在阐释民主制度中一个权责分明的观念——
政府与民众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人民为了争取应有的权利,该“兴
讼”时就兴讼,政府为了守约守法,该补偿时就补偿,没有“歉疚”或“体
谅”的必要。这种性质的“对立”其实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够体会余厅长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谈观念不谈枝节,对事
不对人的立场。
祝编安龙应台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
国时报?人间》
焦急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
※※※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
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
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致,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
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
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
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
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
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
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
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
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
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
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
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
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
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
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
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高丽菜。““真甘苦吧?”“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
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阿兄,
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
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
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
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
我说不出口。
※※※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
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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