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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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罗伯伯，这倒水，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做的？”　“亲爱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道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流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处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管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泽东，为夺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色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色唐菖蒲，插在一个缠枝莲花纹的青花赏瓶里，瓶高颈细，花繁色雅。仅这样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着柔润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花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色给你看。我喜欢鲜亮的颜色，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花，他喜盆栽和露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对我说：“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买青花。我不管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着碗壁绘制的松下高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物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出青花瓷盘、青花玉壶春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花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欢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　令我吃惊的是：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仕女图，有张大千的、徐燕荪的、叶浅予的、傅抱石的、梁黄胄的、张光宇的。父亲酷爱书画，在各种画作里，他极少买仕女图。即使买了，也不挂。记得有一次琉璃厂送来一幅张大千的水墨仕女图，由于画的是女人的一个背影，十分清淡，且写意味道甚浓。父亲买了，也只在客厅挂了3日，便叫洪秘书卷了起来。那时，我正爱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兴，但父亲解释说：“正屋挂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亲的这个观点告诉了罗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说：“小愚，谁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一九）57年后，我是人去楼空呀！我买仕女图，叫做画饼充饥，我的章小姐，你懂吗？”　他特别声明今天之所以挂这么多幅画，完全是为了我。　最后，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方毛巾被。被单、枕头、窗帘，均为白色，质地或棉或纱。床头柜上是台灯、座钟和一只小铃。这间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内心生活的落寞。　“罗伯伯，你的床头为什么要有小铃？”　“我有心脏病，有时在夜间发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铃，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又回到客厅小坐。罗隆基赶忙从书房，把我的绿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厅，让我慢慢喝，并遗憾地解释：“我因为有糖尿病，家里不备糖果，也很少买水果。小愚，你莫嫌罗伯伯小气呀。”　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我说：“罗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是这样吗？”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说：“你爸爸说对了。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盛世’、‘治世’和‘中兴之世’，都和统治者整饬法制，振肃朝纲的政治活动相关。你一定看过通史啦，那上面讲到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这样的。”　回到家中，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到最后，我告诉父亲：“爸爸，让我高兴的是，罗伯伯没有把我当小孩子。”　父亲故意瞪眼，喝道：“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我大乐，父亲也乐。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无数”。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象，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章罗的聚会，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谈变为聚餐。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的，无固定日期，实行ＡＡ制。基本成员有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赵君迈、康同璧母女、父亲、母亲和我。偶尔有黄绍竑、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电话联系，订下人数与时间。至于地点，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持了。如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自然是在四川饭馆。去“新侨”、“听鹂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则由父亲出面。　为此，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愚，你罗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样，赶快认罪该有多好，能保留部长级待遇。当时不知利和弊，现在看出得与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类），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白糖和黄豆）。连”新侨“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纸上茅房”的民谚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约费8、90元。我家3人，母亲每次须带4、50元。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7、8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侨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来是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晗……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儿饭。　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愈之。　父亲说：“努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伯钧，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　“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　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小姐伏在我耳边，说：“小愚，你看他这时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仪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仪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单独在一起。”　“努生在献殷勤，仪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　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迺兹府接他。　这次谈话，不象在议论时政，罗隆基的声音很小，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事后，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昨天，是你罗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这不，向你爸爸讨计策来了。”　我问：“爸爸说些什么？”　“你爸爸怪老罗不该大献殷勤，摇动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门，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的。只看老罗有无诚意了。”　“那罗伯伯又怎么讲呢？”　“老罗说，罗仪凤是很好的女子，但他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为什么？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风流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女人相守吗？”　“你爸爸一眼看透，说：‘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我把自己所认识的罗隆基的女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确，她们个个漂亮。这还不包括罗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认是洒脱任性、美艳如花的一个女人。　后来，叶笃义来家小坐。父亲和他谈及此事，说：“这事如成，努生会幸福的。罗仪凤的修养且不说，单是那烹调，就让老罗享用不尽。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粤式点心，又能摆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叶笃义却说：“老罗是无福消受。我和罗仪凤在燕京大学是同学，她的人品和成绩，都非常优秀。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却还赶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可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但仍是往来密切。父亲慨然道：“在男人当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这种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这对罗隆基来说，已不是什么约会、跳舞或写条子的问题，这是侮辱、羞辱和耻辱。换了别的右派或许罢手，而他不能。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反应不一。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　罗仪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一九）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