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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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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 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 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 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 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 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 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 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 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 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 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 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 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 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 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 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 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 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 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 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 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 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 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 、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 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 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 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 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 ，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 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 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 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 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 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 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 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 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 《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 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 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 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 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 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 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 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 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 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 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 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 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 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 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 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 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 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 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 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 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 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 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 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 。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 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 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 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 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 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 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 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 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 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 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 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 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 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 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 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 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 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 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 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 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 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 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 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
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 。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 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 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 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 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 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 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 ，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 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 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 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 、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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