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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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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无论实际如何，两国关系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给人以其乐融融的印象。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虽然不能把高丽最终变成一个“小蒙古”，却也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高丽皮元朝心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这些人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民族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称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受制于外国，还要受制于老婆，到了这一代终于等到机会可以扬眉吐气了。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大元朝廷还没有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也有些自顾不暇，没什么精力理睬藩邦的事。恭愍王便打起了蚕食元朝领土的主意。至正十五年（1355 年）；恭愍王以评理印王当； 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王旬、俞洪； 前大护军崔莹、前副正崔夫介为副使； 率军“攻鸭绿江以西八站”。同年六月； 又派印王当“引兵渡鸭绿江； 攻婆娑府等三站； 破之” 。
元惠宗虽然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但被小弟抢了地盘也不能姑息，立即派中书省官员撒迪罕前来责问，宣读谕旨严厉追问： “迩者奸民； 遽生边衅； 越我封疆； 扰我黎庶； 焚我传舍； 阻我行人； 揆诸天宪； 讨戮何疑”。此时高丽和元朝相比仍然是老鼠与大象的差距，恭愍王于是上表解释道：“实非本意； 考其罪人，以正邦典，” 将印王当处死作为替罪羊。
到了至元十六年（1356年），元朝的局势更为残破混乱，恭愍王腰杆硬了起来，清洗了以奇辙（元惠宗皇后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出兵攻占元朝在咸境道的双城总管府，并杀死了元朝派去的使者，于该年六月“停‘至正’年号” ，与元朝公开决裂。占领双城后； 又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合兰府（今朝鲜咸兴） 、参散（今朝鲜北青）和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一带。
这回，元惠宗动真格的了，派出镇守辽东的太尉纳哈出率军讨伐，岂料这位无敌智将木华黎的后裔竟是个草包，被高丽大将李成桂迎头阻击，打得大败而走。日后这位纳哈出坐拥二十万大军却不战降明，从这里便看出属于必然，而日后成为朝鲜李朝太祖的李成桂能够缔造五百年王朝，在这里也可看出原因。
【正文】
摆脱元朝控制，出兵开疆拓土，对内还能认命贤相辛盹实行改革，治理国政。恭愍王也算得一位雄主。虽然他确实如《霜花店》中一般是一位同性恋者，但如果能善始善终，未尝不能名垂朝鲜青史，凯撒大帝还是“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呢，性取向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可惜恭愍王却在执政末期，听信谗言，流放处死了辛盹，使得改革功败垂成，更使得他一力打击的亲元“权门士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在1374年被暗杀身亡。恭愍王之子，十岁的王禑被立为国王，是为前废王。
前废王年幼，实权掌握在李仁任手中，此人属于权门士族中人，自然对元朝很有感情。虽然此时元朝已经灭亡，但北元仍在蒙古故地存在，于是他一反恭愍王时期的亲明政策，实行两面外交，同北元频繁往来。
此时，元惠宗已经去世，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其人颇有雄心，力图恢复，以“宣光”为年号，在1372年的岭北大战中，重用名将扩阔帖木儿击败明朝名将徐达、蓝玉、李文忠。借着这个大胜，高丽重新倒向北元，不再用明朝“洪武”年号而改为“宣光”。前废王在位十四年中，高丽先后九次派遣使者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十次遣使至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或颁敕，或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翁婿之情竟然在中断十八年后恢复，恢复的如此紧密，而且是在老丈人已经式微的情况之下。不要说国与国，即使人与人之间，也可称难得。
然而，岭北大捷已经是北元所能达到的最后的辉煌，随着昭宗和扩阔帖木儿的相继去世，北元日益衰微。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北元辽东太尉纳哈出降明，明朝为了巩固边防，在双城设置铁岭卫。没了北元为屏障，此时的高丽本应该再倒向明朝才是，可已经亲政的前废王仍不愿放弃向北扩张的方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重臣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昌城府院君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东北面都元帅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 率军西犯辽东。可这一回，不但军事能力出众，而且也很有政治头脑的李成桂不打算再为国王的利令智昏浪费麾下将士的性命，于是在阵前倒戈，率军回到开京，废黜前废王，立其子王昌为王，是为后废王，从此高丽王朝便名存实亡了。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废王被李成桂废黜，高丽第二十代君主神宗七世孙王瑶被立为王，是为恭让王。这位傀儡三年后让位于李成桂，有着四百七十四年历史的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而有五百一十八年历史的李氏朝鲜王朝则浮出水面。
有意思的是，当1388年李成桂发动兵变，实际结束高丽王朝之时，也是明朝大将蓝玉偷袭捕鱼儿海，导致北元朝廷分崩离析之日。从此以后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的乱世，以后的两百余年间，北元皇帝（可汗）们都只权臣们的傀儡。
一对翁婿之国，悲惨的命运竟然在同时发生，这算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中的机缘呢？
【正文】
神风！神风？——元朝征日本之役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日本可算是最特殊的一个。要说一衣带水，友好邻邦，必少不得日本，证据自然是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大师。要说世代冤仇怨，山高海深，日本更是首当其冲，证据更是无可胜计，倭寇之乱、甲午风云直至十四年抗战，尸山血海。
而今天的中国人，开日本车，用日本电器，看日本电影，却也需要隔三差五拍抗战影视剧来鼓励一下民心士气。即使那个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世界政局的美国，对中国影响之深，也远不如日本。
要说日本这个国家可算是东亚最有福气的，孤悬海外，自成体系，土地不大，资源不算丰富，但也足够养活自己的百姓。大陆强大时，它可以受惠，大陆衰乱时，它却不会受累。在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能够自发改革成功，成为列强的，便是日本，除了它本身的民族特性，其优越的地缘环境也至关重要。
从日本建立国家，开始和大陆，主要是中国发生关系以来，双方的关系便极端微妙。一方面他们身处海岛，地震多发，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希望能够在大陆夺得一块领土以备不虞；另一方面，在文化、制度等等方面又总是效仿于中国，甚至也自称“中华”。
古代日本对于中国的观感，恐怕和现在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观感类似——既羡慕其文明器物，又恨不得将之打残打烂。而相对的，古代中国虽然一贯在东亚属于“龙头大哥”，强盛的时候也免不了对周边的小国扩张吞并，但对日本很够意思，只要你不来惹我，我便不会难为你，即使你惹了我，我也不会过分计较——比如中日第一次战争——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日本支援朝鲜半岛“前三国”的百济，和大唐海军在白江口（今锦江口）大战，被唐军打得差点全军覆没，日本当时掌权的大兄中皇子怕唐军趁势登陆日本，拼命修筑沿海城防，可大唐天可汗并没有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一般见识的意思。日本从此知道自己和唐朝差的太远，从而几乎是疯狂的派遣“遣唐使”进行学习。
至于后来五代十国，大陆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日本自己也内斗不断，交流便少了下来。到宋太祖建立了宋朝，两国关系又紧密起来，宋朝文弱，对待同一文化圈内的日本十分客气，再加上宋朝不排斥海外贸易，给日本带来很多好处。这时候的日本，对于中国大态度，已从唐时代的“敬畏”转为“亲近”。当靖康之变发生，北宋变成南宋时，日本也只和南宋交往，并不理睬雄踞北方的金朝。
公元1192年，日本经过源平之战建立了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和天皇共掌日本，成为双头政治。虽说是双头政治，但天皇对世俗基本上没什么权力，基本上成为神官，有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意思。这已经是很奇特了，而在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死后，将军家也很快失去权柄，实权落在源家老丈人北条家手中，称为“执权”。“双头”成为“三头”，天皇传承不休，将军传承不休，执权也传承不休，这样的格局，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
镰仓幕府执权传到第七代北条政村之时，在大陆上，大元王朝诞生。忽必烈在接受了高丽王朝的归附之后，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岛国。
从建国时代起，除了白江口之战后那次自作多情的备战之外，日本本土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强大压力。这一次，是真的来事了。
【正文】
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对忽必烈进言，说日本国可通，应该择可奉使者前去招降。这位赵彝出于什么心思不得而知，以笔者来看，这个进言很不厚道，你高丽臣服了也就是了，和何必要把日本拉进来呢？忽必烈听从其言，于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正副使，带着国书出使日本。
马可&；#8226；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日本“黄金产量极其丰富，不过君王从不让黄金任意输出。”因为黄金多，所以“该国皇帝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简真是一个奇景。这些宫殿的屋顶全是用金箔覆盖的，和我们用铁皮盖屋顶，更恰当地说，盖教堂一样。宫殿的天花板也同样是用黄金做成的，许多房间内都摆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个皇宫的豪华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但盛产黄金，而且“这个岛上还盛产珍珠，是淡红色的，圆形，体积很大。它的价值与白珍珠相等，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白珍珠。”正是因为这些财富，所以才“引起忽必烈大汗的贪欲并想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
其实，马可&；#8226；波罗这么理解忽必烈太小家子气了，且不说日本根本没那么夸张的财富，即使有，忽必烈现在可不是祖父成吉思汗刚崛起时的状态了，那时侯打仗，也就是为了财富。而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兼大元王朝皇帝，忽必烈掌握的财富已经享用不尽，发动战争，目的早已是精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也就是需要万国来朝的感觉。
黑的与殷弘到高丽后，高丽护送官建议海上风浪太大，还是由熟悉航海的高丽人前去传达旨意比较好。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前往。至元三年（1267年）六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这时候的日本，天皇、将军、执权对于大陆局势都是一知半解，弄不清楚高丽国书中所说的大元皇帝是怎么回事，于是将潘阜扣押了六个月，不做任何回复。
黑的等人等了好久，直到潘阜回来才知道日本如此无礼，可还是觉得可能是高丽人办事不利，没说清楚。于是又在至元四年九月，亲自带着使团和国书前往日本，在对马岛上岸，将国书呈交当地守护（相当于太守）少贰资急转交给日本镰仓幕府。
这封国书写得相当客气，书云：“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里面左一个“以通和好”，右一个“以相亲睦”，基本上都是好话，但在最后有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有点威胁的意思——还是来朝贡吧，要不然打仗就不好了，你们可要好自为之啊。
日本人很讲究细节，前面的所有话都没有看进去，只对“以至用兵”一句极为看重，认为被威胁而屈服是很没面子的事，于是仍不予回复，派兵“恭送”黑的等一行回国。
黑的也是刀枪堆里滚出来的勇将，哪有这么容易便被驱逐出境？干脆带着手下护兵对对马岛进行袭击，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给忽必烈交差。
虽然抓了两个人，可日本什么回话也没有，黑的仍然无法交差。至元六年，忽必烈再次派高丽使臣将抓获的两个日本人送回，并询问回信，日本方面仍是一言不回。
要按忽必烈的脾气，日本的态度已经无法容忍了，可要兴兵问罪总要得到对方明确的回复才好，要是派兵去了，日本突然说愿意朝贡称臣，该怎么办？至元七年，忽必烈藩邸旧臣，时任高丽经略使的赵良弼自告奋勇前去日本宣谕。
赵良弼，字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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