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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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窝阔台汗灭亡金朝，也想在中原实行“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的制度，作为窝阔台最倚重的治国之臣，耶律楚材可说是最早对蒙古贵族实行“汉法”教育的人。熟读史书的他深知分封之害，于是提出：“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意见一向尊重，可是不封，拿什么安抚宗室功臣呢？要知道，金帛给的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而封地领民则是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财富。于是，窝阔台汗只好实行妥协的办法；一方面对亲王贵族分封食邑；一方面又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　使勿科征。”同时又允许一些封君自己选派达鲁花赤等官。这样的安排一直持续到忽必烈时代，东西两道的宗王不但原有封地不变，还在中原有了自己的份地。
西道诸王日后随着帝国崩溃而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蒙古汗国，在日后的世界舞台上无不叱咤风云，而东道诸王似乎除了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时发挥过作用外，进入元朝后似乎都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东道宗王的历史甚至远长于西道宗王衍生出来的国家，直到元朝灭亡，甚至明朝末期，东道宗王的后裔们仍然相当活跃。
他们是隐匿的汗国，而且国祚很长远，虽然不那么风光，但纵向去看历史，也许活下来比风光更为重要。
【正文】


东道诸王的封地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区。外兴安岭以南，大兴安岭南北，嫩江流域，以及洮儿河及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二弟合赤温（早卒；其子阿勒赤歹承袭王位及分地）　、幼弟贴木哥　、同父异母弟别勒古台四个权势显赫的蒙古亲王的封地。西拉木沦河流域南北；直到今辽西大凌河中游地区；是元朝外戚德薛禅家族和开国功臣木华黎家族等蒙古大贵族的份地。
说他们是“隐匿的汗国”，是因为他们虽没有如西道宗王一般最终彻底的自成体系，但也具有独立国家的相当大的特征。
独立国家要素，其一在于政治是否自主，官吏是否自己委派；其二，经济是否独立，领地内的收入是否自享；其三，司法上是否有独立性，可以自行裁决领地内的法律诉讼；其四，军事上是否自专，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从这四点来看，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算得上国家了。
其一，封地内的官员宗王皆有自行任免之权。按制度，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王府统辖下的蒙古民户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设置地方机构。不要说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就是比他们低一级的木华黎家族都能在自己的封地内自由派官，“规定千夫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　，只需要要将千户的数量和千户官的姓名报告给可汗便可以了。到窝阔台汗时期，因为不断地将中原某些州县作为投下分赐给诸王。依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新分封的投下情况有所变化，有了例如“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　这样的规定，使得诸王在汉地的投下与在蒙古草原的封地有很大差别；是蒙古诸王领受租税的食邑；但诸王仍有一定的任官权。
到了蒙哥汗时期，为了扭转“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窘境，蒙哥汗大力整顿宗王，“遂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　可这只是对宗王封地外的权力有所限制，并未触及其原有权力。元朝建立后，官制改革，各王府下各设王傅、傅尉（府尉）、司马三个官职，以管理王府内的日常事务，但诸王自行设官属的原则并没有变，委派官员只需要向朝廷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　得自举其人；　以名闻朝廷；　而后授其职”　，“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国家）　人不与焉。”　
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时，东欧的小弟们连国家首脑的任免都要看莫斯科的脸色，但也号称主权国家，有属官任免权的东道宗王与之相比，要自由的多了、

其二，封地内的财赋，宗王们皆可自享。诸王对封地内的属民可随意征发各种劳役、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称为差发。”　汉地的份地虽然不能这么自由，但也享有收取赋税权；其收取赋税的形式被称为“五户丝制”，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投下）　”，至元二十年（1283年）　；世祖忽必烈于汉地投下“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　以保证宗王汉地投下的税收。宗王们不向朝廷缴税，而且还向朝廷领受数量惊人的赏赐，按蒙古国制；“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吏金帛”　，每年年末还要以“岁赐”的名义；赐给诸王、驸马以定额金帛。历任大汗和皇帝都要为财政问题头疼，倒是宗王们的封地都是只进不出，日子相当滋润。
其三，各宗王领地的司法也相对独立。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前期，诸王府自设断事官；“诸王之下有罪者；不闻于朝；辄自决遣。”　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　五月；世祖忽必烈才下诏：“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　　，由国家置官与王府官共同处理诸王贵戚封地内的诉讼案件。到仁宗即位后；　才彻底“罢诸王断事官”，将司法权收归中央。
其四，诸王封地拥有大量军队，指挥权平时都归诸王所有。只有遇到对外战争、平定国内叛乱；才征调诸王军队；但往往以诸王贵戚任军队的总统帅和某方面军的统帅。
有了这四条，足以证明，莫说西道宗王，东道宗王们的封地也是存在于帝国当中一个个独立的汗国。
【正文】


可是，为什么西道宗王可以逐渐发展为真正的主权国家，而东道宗王却始终没能自成体系呢？
这就不得不说，地缘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影响了。
前文说过，忽必烈的元朝与父祖的蒙古帝国不同之处，除了制度、文化之外，便是统治区域和统治中心的改变。当首都从和林到上都再到大都，一步步南迁之后，中亚、西亚、东欧的土地对于帝国的皇帝们太遥远了，即使是最有扩张之志的忽必烈，对于那些遥远的亲戚们也基本上满足于表面上的臣服。而东道宗王的封地距离帝国的中心，尤其是龙兴之地上都可算得近在咫尺，要是也允许他们自成体系，成为独立的“哈撒儿汗国”、“合赤温汗国”、“帖木格汗国”和“别勒古台汗国”，那对于自身的威胁可就太大了。所以，即使东道宗王有自立的打算，甚至发动比西道宗王更为强大的兵力来反抗中央权威，元朝政府也是不惜代价一定要将他们压服。
于是我们便会看到，同样是和自己叫板，对与西边的海都，忽必烈总是网开一面，即使是御驾亲征，也是打跑了了事。而对于东边的乃颜，却是一股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

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四月；东道宗王之首乃颜联络多家诸侯王并和西部的海都互通声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贴木哥的后裔；“自（贴木哥）　斡赤斤至乃颜凡五世；前后五六十年；父子祖孙兄弟雄据辽东；早有轻朝廷之心。”　东道宗王本就实力雄厚，再加上乃颜着意联络，哈撒儿后裔势都儿、火鲁哈孙，合赤温后裔胜纳合儿、合丹等全部参加叛乱，以至“乃颜兵号十万；”　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惊人，但《马可&；#8226；波罗》游记中的记载却是乃颜“自己也拥有一支三十万人的骑兵”　，这也许是所由东道宗王兵力的整合，再加上海都在西边的攻势也如火如荼，除了至元十三年的昔里吉之乱，这可算是忽必烈称帝之后所遭遇的最大危机了。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老体衰，还有关节炎之类的疾病，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只好也咬着牙御驾亲征。不过骑马是不行了，老皇帝坐在象辇里指挥军队，“忽必烈乘坐在一个木制的亭子中，亭子安放在四头大象的背上，象身用硝制好的厚牛皮包着，并披着铁甲。木亭中还有许多弓弩手，亭顶上飘扬着绘有日月的皇旗。”——这其实比骑马威风多了。
是年五月，忽必烈征调“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军团；诸卫汉军军团，怯薛近卫军团四十余万人，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为先锋大举北征，六月三日到达撒儿都鲁之地，与乃颜军决战。
关于战斗的激烈程度，马可&；#8226；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有过非常精彩的描写，可以转录于下：
“战阵列好后，按照鞑靼人的习惯，在战斗前要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继
而高唱战歌，直到敲钹击鼓时，才开始交战。歌声、敲钹声、击鼓声，响彻云霄，闻之使人惊心动魄。
当战鼓响过之后，大汗首先向两翼的军队发出攻击的命令，于是一场激烈的血腥战斗开始了。一时间，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无数的人马纷纷倒地。兵士的呼叫声、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武器的撞击声，都让人听了战栗不已。当双方的弓箭都用完之后，就开始了短兵相接。士兵们用短矛、剑、短锤和矛相互厮杀，竭力博斗，直杀得人仰马翻，积尸如山，以至于一方的军队根本无法冲入另一方的阵地。
这场恶战，从早晨杀到下午，一直不分胜负。胜利之神摇摆在两军之间，不能决定。”　
这场战争的惨烈不但马可&；#8226；波罗有记载，儒臣王恽也有诗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　，乃颜所部见到象辇，知道是皇帝所乘，于是拼命向象辇发动攻击，忽必烈一度非常危急，叛军的箭矢都射在了象辇之前，御手不得不把大象赶到一座山丘上以躲避攻击。
马可&；#8226；波罗的记载是一战解决问题，其实除了在达撒儿都鲁之地外，二个月间；两军还在失剌斡儿朵、不里古都伯塔哈山交战，元军三战三捷，才最终擒杀乃颜，将叛军主力击溃。但合赤温之孙哈丹继续与元军对抗，转战东北部黑龙江、女真水达达地区和朝鲜半岛高丽地区，致使这场平叛战争又持续了五年之久，最后在鸭绿江边“哈丹死；斩其子老的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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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颜的罪过最多只是和海都相同，但忽必烈在面对屡屡向他挑衅的海都时，虽然也极为恼怒，但也说：“倘若海都不是他的侄儿，一定难逃死刑的惩罚”　也就是说，即使抓住了海都，也不会处死。但乃颜却没这么幸运，被俘后，忽必烈立即下令处死——“兵士将乃颜裹在两张毡子中，然后由骑士把他拖在地上骑马飞奔，直到他气绝为止。这种特别的刑罚是为了不让皇族人的血曝露在阳光、空气之中。”
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之不同，由此便可证明了。
说到这里，倒是让笔者想到清末的内外蒙古，外蒙古无论从人口、经济以及蒙古王公的素质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内蒙古，但却可以在清末实行独立并一直独立了下来，而内蒙古的独立事件在数十年间此起彼伏，但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外蒙古山高皇帝远，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说不伤大雅，能收回则收，实在收不回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内蒙古则与中原相邻，战略位置重要，直接关系到稳定问题，那么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会尽全力避免其重蹈外蒙古覆辙，自在情理之中。

乃颜叛乱平定后；其部民大部分被归为国家户籍，其余则迁徙江南充军；其故地建城置肇州；设宣慰司统辖，又“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　而蒙古军万户府并不隶属辽阳行省；是隶属于中央大都督府；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诏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
经过一番整顿，东道宗王的“汗国”土地缩水，部民减少，权力剥夺，又有了行省建制，东北诸王封地与辽阳行省辖区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与中央对抗乃至发展为真正独立国家的可能。但出于对宗亲的爱护，东道宗王的“汗国”还是保存了下来，各种特权也在日后有所恢复。
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从此便在辽东一带扎下根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元朝灭亡，皇室北遁草原成为北元。明朝兴起，与北元隔着长城形成南北对峙。北元一直内乱频仍，受制于明朝，直到1487才有达延汗实现中兴，而中兴的很重要一步便是招抚在呼伦贝尔东部和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这就是哈撒儿的后裔，此时实力雄厚，号称“二十万科尔沁”。
到明朝末年，北元最后一任可汗林丹汗在位时抵挡后金汗国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侵攻，此时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哈撒儿系的阿鲁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部；帖木格系的四子部落、翁牛特、喀剌车里克部；别勒古台系的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等，这些部落较早归附了后金，这才使得林丹汗无力统一蒙古各部，最终败死荒滩。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分封兄弟子侄直到17世纪后金归并辽东，期间四百余年，有无数的战乱、灾荒、迁徙，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竟然一直没有离散消亡，这在民族史上，尤其是游牧民族史上，可算是异数了。
有的时候，弱小，也并非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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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婿之间那些事——元朝与王氏高丽

说起婆媳关系，中国男人十个倒会有八个感到头疼。俗语云“最亲不过父母，最近不过夫妻”，一个“最亲”一个“最近”，莫说厚此薄彼，即使一碗水端平也还会问题不断，“治国容易治家难”这个道理西方男人怕绝不如中国男人领会的深。不然，儒家如何认为只有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呢？
相对婆媳，翁婿关系似乎就简单的多了，翻看史书或者小说、话本，翁婿之间要么一开始便是相得益彰，老丈人和女婿关系极好；要么就是势同冰炭，连明媒正娶人家女儿都不可能，只能以私奔或殉情之类的悲剧来收场。
而一旦把婚姻上升到政治高度，婆媳关系便会隐匿与后台，即使闹的鸡飞狗跳，史书也懒得记载一笔。翁婿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了。毕竟男权社会，政治是男人的游戏。
中国历史上不乏与外国做“翁婿”的事例，不过大略来说，作为老丈人的“天朝”，往往都不怎么有面子。汉匈和亲，主要还是打不过人家，只好女人换和平，可也阻挡不了女婿隔三差五的来掠夺丈人。唐朝文成公主入藏被传为佳话，可在男婚女嫁的背后，却是吐蕃帝国松赞干布那句威胁性豪言：“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这和抢亲差不多了。
总体而言，历朝历代的对外和亲，选择得都是与自己实力相当或强的国家，目的不外乎避免战争，“怀柔化外”——越是和自己属于同以文化圈的反而越是不可能通婚，朝鲜、日本、安南这些“礼仪之邦”便从没有这样的待遇——你属于“自己人”，实力又不济，想娶公主自然是没门了。
想想那些被封为公主被迫远嫁的宗室之女们也真是可怜，身为金枝玉叶，一旦步入涉外婚姻殿堂，却只能去体验与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情何以堪？

而作为翁婿之国，元朝和王氏高丽之间倒是很有些意思，有元一代，若说对朝廷最铁的藩属小弟，第一自然是忽必烈三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其次便是女婿之国高丽王朝。虽然做元王朝的女婿并不十分舒畅，但高丽王朝一直到元朝灭亡成为“北元”之后仍与之藕断丝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