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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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然还要表忠心：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我一个御史，说卢世荣的坏话，就有可能“不测”，皇上看这卢世荣擅权到了什么程度？

世祖接到这个奏章，自然惊骇莫名，于是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陈天祥和卢世荣二人同赴上都廷辩。
忽必烈是很喜欢让大臣在自己面前辩论的，理越辩越明嘛，通过听辩论还让自己的判断更准确。卢世荣当初的发达就源于廷辩，他并不惧这个。
可是，当他风尘仆仆赶到上都的时候，得到却是一道旨意：将卢世荣绑缚宫门外——现在没有辩论，只有大批判了——皇帝身边无论理政之臣、宿卫之臣还是词章之臣几乎异口同声弹劾卢世荣，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还有卢世荣说话的份？
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御史中丞郭祐、侍御史秃剌帖木儿、中书省参政撒的迷失、翰林学士赵孟畹却蟪急�承世祖旨意对卢世荣声讨问罪。很快便拟出了“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十条大罪。卢世荣知道现在再辩驳也无意义，“一一款伏”，于是被正式下狱。
【正文】


从上任到沦为阶下囚，卢世荣的宰相生涯不到半年便结束了。他树敌过多，以至于一朝覆亡，看似不能算作是汉法派一手操作的结果。但在卢世荣下狱后，真金太子保奏郭祐、杨居宽为中书参知政事，同时，阿术的从弟帖木儿也因“于汉人语言无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　的理由被安童卓拔为参知政事。卢世荣的倒台，成果都被汉法派摘取，而其曾启用的“阿合马党人”也面临着再次被清洗的命运。于是，汉法派和理财派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斗争迅速升级。

新的宰辅班子刚成立半年，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便奏请进行大规模钩考，世祖从其请，并让答即古阿散主持对中书省的钩考，一时间鸡飞狗跳，“人情危骇”。新任的参知政事郭祐迅速反击，奏明：“以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　，奏请停止了钩考。
可答即古阿散等人虽输了一招，很快便抓到了一个让汉法派几乎万劫不复的机会。因为世祖的察必皇后（真金母）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年病死，至元二十年（1283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皇后奏事。女人干政在汉人儒士眼中是很不得体甚至危及社稷的事，于是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真不知道这位不知名的御史是不是理财派安插在御史队伍里的内线，这奏疏简直就是把太子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让老子让位给儿子是不忠不孝之举？这要是让老皇帝看到，太子会有好果子吃？
真金太子得知有这封奏疏，惶恐不已，御史台都是太子的人，便秘其章不发，以为可以遮掩过去。可答即古阿散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其事，立即向世祖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查封御史台吏案仔细查找，非要揭露出来不可。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御史台能顶住了，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两位大臣商量之后，决定将奏章秘藏不交。岂料，答即古阿散见搜不出来，干脆直接上告世祖，命大宗正薛彻干去取奏章。
被逼到死角，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事情一旦揭露，不但太子之位不保，安童、玉昔帖木儿恐怕也要被株连。危急时刻，尚文献计，让二人先计夺谋，抢先至世祖驾前陈述事情经过。

得知竟有人撺掇儿子夺权架空自己，忽必烈勃然大怒，面对跪地俯首的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道：“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　，进过反复解释，忽必烈怒气渐消，也看出这是有人要陷害太子，不再追问。不久，自己为聪明的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蔡仲英、李蹊等因奸赃罪被被诛杀。汉法派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过去。
可惜，一向仁慈孝友的太子真金却因为这件事忧惧不已，以至一病不起。是年十一月，卢世荣最终被杀，且死后尸体喂了旱獭，仅一个月后，太子真金便在忧惧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三岁。

可以想象，真金太子之死对于汉法派的打击何等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大旗和保护着，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世祖的其他儿孙没有一个倾心于汉法。卢世荣倒台以及答即古阿散一党的覆灭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耶律铸赋诗悼念太子，诗云：
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
一生威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
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
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诗中充满了悲哀、失望、萧索、无奈，这可说是所有汉法派官员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政治容不得感情，他们必须迅速摆脱颓废的心态去面对新一轮的绞杀。
因为在卢世荣倒台之后，他的举荐者，那个一直在幕后的桑哥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担任理财之臣。而卢世荣的失败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训——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到实效，一旦考虑长治之策便会腹背受敌。如果说卢世荣从本质上与阿合马决然不同，那么桑哥便是阿合马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正文】



按说，卢世荣是桑哥举荐，其倒台桑哥也多少会受点牵连。可桑哥甚为聪明，对卢世荣的获罪既没有任何援助，也没有落井下石，摆出一副“我是打酱油的”模样，而想要扳倒卢世荣的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故意忽略了桑哥的存在。
然而，对于这些故意忽略桑哥的人来说，尤其是汉法派官员来说，桑哥是比卢世荣更为可怕的存在。早在至元二十三年，桑哥便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人选名单中，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有元一代绝无仅有，可想而知，这样倍受宠信的人一旦正式成为宰辅，其权势与跋扈绝非卢世荣可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世祖召集中书左丞麦术丁、参知政事杨居宽、帖木儿、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以及翰林学士叶李、程钜夫、赵孟畹热松桃槌�法，其实是在商议新的理财之臣人选。此时，帝国进攻安南无功而返，世祖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出兵，对缅甸蒲甘王朝的征伐也在最紧要阶段，而东道宗王乃颜已有叛乱之意，朝廷要准备平叛。在日出斗金的战事接连不断的同时，大都又发生饥荒，饥民需要赈济。面对每个月平均花销五十万锭的局面，掌管财政的麦术丁等人已经无力回天，见世祖问起，干脆回答：“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　请世祖如阿合马时代一样再设尚书省专管理财——这活我干不了了，您爱用谁用谁吧。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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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