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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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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眼的贝壳（1）
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我带母亲出来玩，母亲很开心，但我也知道一生勤劳的母亲其实并不向往名山大川，也不向往珍馐美味，在她的心里，没了父亲，什么风景都没有了。与其说是让母亲开心，不如说是在了却自己的心愿。父亲离去以后，母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不敢去想，但我似乎预感到了母亲也将不久于人世，我不想点破心里的这张窗户纸，但面对现实又十分恐慌，就特别想带母亲出去走走，坐坐飞机，逛逛故宫，登登长城，看看大海……到了父亲去世第二年的夏天，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哥终于说服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起陪着她来到了北京。大哥因为工作忙，在北京开完会就匆匆赶回兰州了。那时，我在北京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家。母亲到了这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脸上总带着满意的笑容。那些天，我安排好了台里的事情，专门陪着母亲到处转悠，那些日子应该是母亲一生中最奢侈的几天。母亲从小在河南长大，出嫁后跟着父亲转战西北，来到兰州，从此便以兰州为家生活了一辈子，中间只去过一次徐州，50多年就在一个地方生活，即便是兰州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母亲一生没有见过大海，我和两个姐姐就陪伴母亲到秦皇岛看海。到了海边，母亲特别开心，她喜欢贝壳，让我们带她到海边捡贝壳。那时的秦皇岛海边治理得非常干净，早已没有什么贝壳，倒是有很多卖贝壳的小商贩。于是，我就悄悄地买了几串贝壳，将绳子解开，请朋友悄悄扔在沙滩上。到了傍晚，前脚我的朋友去扔，后脚我和两个姐姐就搀扶着母亲去捡，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边一颗颗地拣拾着贝壳，一边像宝贝似的装进口袋。那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一个晚上。那几天，母亲的精神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情况，有时候早上一醒来，着急地跟我说，爸爸缺东西了，叫她给送去。吓得我请了北京最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给母亲看病。我们撒的贝壳被母亲一口气拣完了，我又偷偷地去买，拆了线绳就往沙滩上扔，卖贝壳的阿姨看见了，好奇地问这是在干什么？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将实情告诉了阿姨，善良的阿姨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动将一大堆还没有穿绳的贝壳推到我面前说：“孩子，就冲你这份孝心，要多少你随便拿，全送你。”说着阿姨将剩下的半盆贝壳都送给了我，拾掇拾掇东西就收摊了。阿姨说：“让老太太捡吧，难得老太太喜欢，我赶紧走了，别让她看见我，你们该露馅儿了！”无论我们怎么坚持，阿姨就是分文不要。看着阿姨，我心中一阵感动，古语说得好：“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孝顺父母是美德，孝敬父母的人会赢得尊重。那个海风吹拂的傍晚，我感到心里特别舒服……母亲真的捡了很久，我们撒的贝壳几乎都被她拣回来了。母亲高兴地说：“这个海真好，有这么多的贝壳。我多拣点给你父亲带去……”听了这话，我又是一阵颤动，刚好了几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呓语，母亲拿着贝壳仔细地研究，突然问我一个朋友：“这些贝壳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呀？”我的朋友就嘻嘻哈哈地哄着母亲：“大妈，这大海里的贝壳生来就是有眼儿的。”母亲疑惑着，把贝壳用水洗干净，装好，当宝贝似地拿着，嘴里老是喃喃地说：“我给你父亲带过去。”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于贝壳的约定，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承诺？也许代表只有他们才懂的意义？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一定是一个遗憾，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没有一起看过海，也没有一起捡拾过贝壳。我真的想告诉天堂里的爸爸，见了妈妈一定告诉她贝壳就是有眼儿的，一定不要让我的“谎言”穿帮。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给父亲带点贝壳去，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一份属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
带眼的贝壳（2）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借机带着母亲遍访名医，而母亲却总是萎靡不振，茶饭不香，还经常神情恍惚。母亲来的第三天，我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餐厅吃饭，母亲吃了几口就坐在院子里面乘凉，我就跟着出来和妈妈聊天。一起吃饭的朋友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林峰大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看着母亲和我，神情有些黯然。吃完了饭，大家散去，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对于林峰大夫的话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挑明，仍然像天崩地裂一样地难受，我强打着精神谢过林峰大夫，又整整陪了母亲一个礼拜。将母亲送回兰州的那天，我特别害怕，真怕这是和母亲的诀别……看着飞机起飞，我的心刀绞一样地痛，儿女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父亲母亲也到了风烛残年，这时的儿女能孝敬一下父母是天大的福气。记得2002年我们制作了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翟导的母亲还健在，他说：“我一个60岁的人，回家之后还能喊一声‘娘’，娘还在，还能答应，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我太怕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母亲回兰州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回家，有事没事看看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总怕是最后一回。家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如既往，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将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才会告诉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我有点名气之后，他们丝毫没有沾光，反而更加操心。哥哥姐姐们在外愈发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1）
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终于不能自己，忽然号啕大哭。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铜陵演出，忽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像猫抓似地坐卧不宁，我先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一切都好，但是谭梅说话的口气变得支支吾吾。我又给已经调回兰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大哥先是没接，又很快打了过来，听的出来大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在家里除了父亲，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够的威严，大哥只是淡淡地说：“你最近忙吗？不忙的话，就回来一趟吧……”我再怎么追问，大哥都是含糊地说：“没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来。”放下电话，我心中笼罩一层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敢沿着这个预感继续往下想……回到北京，谭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涛在机场接我，谭梅见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大哥说没事就回去一趟。”我指了指朱涛，问她：“是让我一个人回，还是让咱仨一块？”谭梅胆怯地说：“让咱仨一块……”在我们这样传统的大家庭中，我是幺子，谭梅是幺儿媳，朱涛是长孙，让我们三人一块回家，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当时我们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最早飞兰州的机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兰州。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我来到医院，看到病榻上的母亲，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无力了。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整整14天，这14天我寸步不离母亲的病床，没有回家，没有刷牙洗脸，每天在医院吃饭，睡在一张陪护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亲的手，想着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时觉得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得阑尾炎天天上医院输液，母亲每天都花七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她却从来舍不得喝一口，母亲说她不爱喝。每次母亲稍一清醒叫我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我希望听到妈妈说点什么，但是直到她离开一直都是无人听懂的呓语，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亲了——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纪委的一台晚会，台里领导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病危的事，再说我“逃跑”了半个月，已经无计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母亲真正的诀别。清晨醒来，天还没有亮，医院非常安静，母亲躺在床上，样子十分安详，我看四下无人，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床前，重重地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心中默念着：“谢谢娘的养育之恩！儿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别人，怕不吉利，母亲还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我被痛苦击倒，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北京。下午彩排，晚上直播，见我的人都问：“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脸色铁青，瘦了一圈，额头上还一个大红包？”回来后，我的情绪根本无法平静。一旦离开了兰州，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哥的电话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妈妈很平静。”给二哥打，也是一样的口气；打给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没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亲其实每天都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边的儿女，也让唯一不在她身边的小儿子放心。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的离开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母亲再也不能醒来清晰地和我说话，但是我强烈地希望母亲一直活下去，母亲活着，我就永远是有人疼爱的幺子。我尽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将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完，我希望母亲走的时候我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亲。两天后还有一台大型晚会，晚会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家，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希望自己能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2）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做饭，忽然接到了好朋友张华的电话，说在兰州有一场商业演出，人家出20万元请我主持。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万元请我出场主持节目，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的事情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演出就在第二天，手续合同一切都替我谈妥了。张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刚好和台里的一场晚会撞车，而且即将出台的新栏目《艺术人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播，我根本抽不出身，我遗憾地婉言谢绝了。放下电话，马上感觉不对劲，张华本来是做生意的，和搞演出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怎么突然张罗起这件事？我疑惑着放下电话，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是大哥的号码，我心里一激灵。说实话，这几天我最怕收到大哥的电话。大哥在这种时候是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的，要打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我颤颤微微地拿起电话，大哥的声音特别小，气力特别微弱，缓慢对我说：“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听到大哥的话，我的心里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已经走了。我了解大哥，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大哥，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大哥又淡淡地说：“没事，忙就别回来了。”我提高了嗓门：“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大哥还是淡淡地说：“你尽到心了，妈妈走的时候挺平静的。”我几乎开始嚷着对大哥说了：“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大哥顿了一下，仍然淡淡地说：“就在刚才。”说完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这才反应过来，张华的演出合同不过是家人对我的一种试探，这样好的差事都不回来参加的话，一定真的是非常忙，张华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下子瘫软了，呆呆地对着电话说：“大哥，你让我想想”说完，我们都收了线。尽管母亲的离开已经在我预料之中，当大哥的电话真的打来的时候，我仅剩的一点侥幸全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尽管天天惦记，但我知道母亲还在，而今，在我37岁的时候，生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天堂，他们一定是放心了，认为自己的小儿子都长大了，没有牵挂了。大哥说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母亲走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天的那边有他深爱的父亲。而天的这一边，七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放心了！我呆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异常宁静，我知道此时在兰州，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定在忙碌着。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远方的亲人和也许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终于不能自已，忽然号啕大哭……后来听朋友说，大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把手机扔了，自己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痛哭不止。母亲走了，我忽然觉得一阵孤独，在我37岁的时候，我成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
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1）
第一次见到谭梅是在部队大院里，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到开水房打水，路边有一排槐树，只见几个小姑娘在树底下用竹竿勾槐花，其中一个看背影像是初中生，穿着一条花背带裤，几人中数她敏捷。在军纪肃然的大院中毫无顾忌地活蹦乱跳，实在不多见。我留意了一眼，只见那小姑娘也回头看了我一下，四目对视的瞬间我们不约而同地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一闪而过，我继续去打开水，她继续和她的伙伴玩耍。一次偶然的，毫不在意的相遇，当时我连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都不知道，现在回想，那时唯一留下的印象倒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女孩特小，和我像是两代人。没过多久，我们下部队到新疆演出，我的任务是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里面打追光灯。在一个舞蹈节目中，我猛然发现那个穿背带裤勾槐花的小姑娘，一头披肩发，长裙曳地，舒展的舞姿，让我惊住了。怎么会是她？小女孩瞬间变成了妙龄少女。一下子，我像遇见了“熟人”，于是利用“职务”之便，用手里的追光一直追逐她。记得那天的节目，她一共出场了四次，有时完全是伴舞，但我手中的光束始终以她为中心。从此，我的生活中多了这样一个伊人的身影。记得我们确定了关系之后，我很正式地对她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你要认真地告诉你的妈妈，妈妈同意了，我们才能在一起。于是，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将我的一张一寸标准照片寄给了她，信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我的个人简历。收到信后不久，谭妈妈就说要来兰州看我们，显然是来相“女婿”。未来丈母娘要来“考察”，紧张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那时，我住在“兰战”的一间小宿舍里面，巴掌大的地方，只有单位统一配发的简单家具，我又囊中羞涩，于是拿出了20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将家里的旧家具统统废物利用，两个箱子横着一个竖着一个，改造成当时最时髦的高低柜，按照市场上的样式加上抽屉和一些适当的装饰，再刷上油漆；将两条长木头椅子垫上旧衣服和棉花，外面用皮革一包，手工做了几个颜色统一的靠垫儿，一个时髦的沙发大功告成。这些木匠活儿，我是无师自通学会的。从小家里穷，什么都买不起，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们自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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