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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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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1940年初，八路军成立了运河支队，在运河两岸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迟殿文也派兵一起打。咱们共产党打会道门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可迟殿文却是因为讨厌一贯道的“不正经”。据说，一贯道经常在夜晚传道，把男女教徒都聚在一间屋子里，不点灯也不举火，于是，瞎天黑地之中难免有人偷油胡闹……青帮大佬讲究义气二字，最看不惯这种男女混杂的夜间活动，所以就出兵消灭“精神污染”。
几仗下来，八路军对迟殿文很有好感，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就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讲了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迟殿文醒悟了，同意加入游击队。可他又听说共产党的规矩大，动不动就要捆人杀干部，所以始终不肯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只愿意在家门口抗战。于是乎，八路军就给了他个番号，叫“金济鱼挺进队”，主要在湖西一带活动。
第二十一章
其实，这“金济鱼挺进队”的人数并不多，成员也五花八门，缺乏正规训练，要真打起仗来根本不顶事，所以八路军也没指望他们去打冲锋，而是另有任务安排。
第一项任务是买物资、搞运输。迟殿文手里有日本军部发放的特许证，专门帮日本的“山东土产公司”贩运牛皮，所以走到哪里都路路通，一般不受检查，游击队就借机为八路军买药品、运重要物资。迟殿文有师傅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第二十三章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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