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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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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荒芜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许多人象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象瞄准麻雀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部长百公里左右的中越边境，原集着六十五万精锐的正规部队，不时从那里传来局部的从枪战到小规模交火的报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译员的陪同下通过三号公路前往距越中边境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会。经过跨越红河的、法国人于1896年修建的隆平桥里，我们几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共产党人曾经把源源不断的食品、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资运进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国的空袭轰炸中继续作战；而后，中国人又在1979年愤怒的报复之中把炮弹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着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过越中边境的石灰岩山峦流到了越南，当地的乡民仍然穿着我在1954年见到过后那样褴褛的衣服在进行耕作，似乎时钟从那个时候就停止了一样。
一位四十二岁的越南中校陪同我们，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先是同法国人，然后同美国人和中国人。当我们笑着问他中国军队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说道：“打不过我们，从来也打不过我们。”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问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们根本打不过我们。”他说，摘下他的越共军队的军帽，一顶镶着红星的软木遮阳帽让彼德戴上。我们评论起越南警察刚换上的、难看的苏式军帽和制服时，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1000英尺（304。9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
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填。那次报复行动持续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40公里，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时间，当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尝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少妇，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器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们，自从1977年以后，许多部队来到了边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轻人都参加了民兵，经常举行各种军事学习。村民们被告知说，中国将要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许多岗哨。我们问他个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政府宣传机构那样荒谬的话，说中国给予我们援助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企图控制越南，然而，他又补充说，战争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国运来的粮食和布匹为生，因为村民们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说，越南警察从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国侨民的人，“他们是作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发的。”另外，他还讲起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
“当时我们带上口粮和财产躲到山里去了。”他回忆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枪炮的声音，有的地方还起了火。后来，撤退的士兵换上衣服也同我们一起躲进森林，听说中国军队要消灭越南，已经把经过的村里的人们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几个居住在村里的中国人也被杀死了。”他指着村庄的一面墙告诉我们：“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在中国军队占领镇子以后便开始进行搜查，抓走几名没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没有放回来。他们没有杀人，那是我们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们问他是否见过中国军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国军人很多，大约有50人左右，都关在山中一个军事工事里，后来被押送到镇里去了。他十分肯定地声称，他见过一个中国营长，头发知蓬蓬的，而且会讲越语。他悄悄告诉我们，村民还打死过一个中国俘虏。
“中国军队撤走以后，我们都回到了村里。”他说。“拖拉机和农具都被砸坏了，仓库的粮食也没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烧掉我们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两具尸体摆在广场上，召开大会，说所有没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国军队抓去枪毙了。那天中午，民兵从村外拉着一头水牛从山那边走来，一名中国俘虏是个中国女人，很年轻，头越钢盔，衣服也被剥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写着标语，脸上也涂了红漆。民兵把那个女俘虏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树上，准备吃过午饭把她送到镇上去，可是村民围住那个女俘虏，用棍了打她；一个村民把蚂蝗放在那个女俘虏的奶头上，让蚂蝗钻进去，然后再用竹板把蚂蝗抽打出来。民兵吃过饭前来阻止，但是被他们的亲属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听说那名女俘虏已经被烧死了。
那个侬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战年代许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听来却是那么陌生。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亚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变成战俘看待的。
敌人就永远是敌人。”我深知这一点，尤其是越南人狂热的势利欲望导致过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之后，派出装备着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和L128型轰炸机与同柬埔寨交战一年之久的老挝部队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所有被俘的“红色高棉”人员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杀。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枪杀每一个见到的行人。
《曼谷邮报》刊登一名泰侨目睹金边时的情况说：“到处是枪声和炮声，苏制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许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经空无一个，越军开始进入居民区进行屠杀，人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傍晚时分，越军闯入我居住的住宅对面的楼房，促出一个名叫塞莱的十六岁姑娘，二十多名越军在楼外的街上轮奸她，最后把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辆开过来的坦克车里拉走了。”
金边陷落的前几天，西哈努克亲王逃走了，而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为，同时，他也辞去了波尔布特政权代表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波尔布特城执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夺私有财产、取消货币而只给口粮、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屠杀柬埔寨人的行径沾污了那个国家。
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在越共军队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后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我们要求清算波尔布特的罪行。中国必须停止对它的援助，泰国也要不再提供避难所，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从柬埔寨撤走军队。我们不是非要处死波尔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国或者曼谷，或者呆在思板多监狱里去，这很公平。或许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总统）那样开设一个酒吧间。”
实际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产之前，在加利弗尼亚州开设的是几个酒店。
波尔布特政权之所以处在这样一个为难的境地，是由于在它执政的三年里采取的极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并给越南支持韩桑林政权提供了借口。然而无论怎样，民主柬埔寨在历次联合国大会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国际社会不断地通过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也采取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步骤，各方面都厌恶的波尔布特不再公开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尔布特时期受到排挤的半贵族革命者乔森潘。
乔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边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桢省的一个高级职员家庭，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金边《观察家报》主编。因此无论在西方或共产党中国看来，他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尔布特显得开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调解之下，乔森潘与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于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联合政府，这样反对越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尽管越共政府举行了庆祝攻陷西贡、占领柬埔寨等“成功”的节日庆祝活动，但同时也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其大捷，对外国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却允许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游者入境，并且还接待了四百名外国记者和技术专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许多观察家认为，河内之所以如此乐于接纳新闻记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与华盛顿恢复关系的强烈愿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势却显得那么没有基础，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讳言，这种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为越共政府在庆祝攻陷西贡举行的活动的主调。
游行队伍开始行进之前胡志明市的党委书记阮文岭站起身庆贺越南“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的地位，并把其“打倒全球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上的胜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岭也不能不查觉到，整个越南正被衰败的征兆所包围：胡志明市这个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水电的供应极为不足，近一百万失业人口和扫荡不清的卖淫、吸毒、乞讨及流氓行为枚不胜数，官员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并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十年过去了，”阮文岭抱怨说，“反动、腐朽的新殖民主义已经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给我们的是尖锐而又持久的危机。”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着旧西贡的丰富财产，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还有珠宝可卖。三轮车夫们为西方游客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年轻漂亮的姑娘”，街道两旁的中间商相竞以高于官价几倍（100：1）的比率购买美元；沿着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场所，身穿紧身衬衫和有图案的工装衣裤，带着时髦太阳镜的年轻人把最新的彩色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塞满了一个个的货摊。
战争岁月里的情景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离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为荣瑰大街）不远，有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人开着一家冷饮店。战争时期，人们曾经把这里当作娱乐场所。回忆起往事，老妇人不觉笑了，那时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国朋友在柜台上玩纸牌。现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国朋友送给她的东西沿街叫卖勉强维持生计，她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尝试和失败中丢掉了。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无渴望地说：“如果我能积攒到一点钱，也许我还要再试一次。”
有关这种生活水平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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