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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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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无线电报务员收到龙镇“特种力量中心”发来的回音。电报说，前来援助的三个营特种部队就在离开龙镇不久，便在一个叫芒索的村庄遭遇了大批正在搜索我们的“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
听到这个回报，突击队员都十分紧张，因为仅凭现存的不到二十人，是很难突破“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在查尔平原布置的严密防线而进入龙镇的。
我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研究，决定不再经由正在交战争的查尔平原，而沿着湄公河支流向南，进入比亚山区，然后再设法从侧面向北到达龙镇，或者与班巴姜的老挝国家统调局和泰国PARU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出动直升飞机，将我们接出老挝边境。
我们都认为留在川圹东部是十分危险的，“老挝战线党”军队和游击队随时都可能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搜索，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遇。
于是，我们在微明的晨曦中出发了。由于当时我们降落的地区已经被“老挝战线党”控制，我们只能靠指南针和地图在灌木丛中向南行进。四名突击队员在前面，中间是我们八个人，另外五名队员押着被藤条反缚双手的俘虏在后面。这样的行军是相当缓慢的，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到达距离比亚山区十公里处一个村庄附近。
看来，白天进入山区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又向回走了一段距离，找了一个远离那个村庄，长满藤箩和参天大树的山坳休息，等待夜的降落。
就在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在一棵高大的蒲葵树下休息的突击队员突然惨叫起来。
我们以为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急忙抓住身边的自动枪。然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员，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缠住了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体，大约有十几米长，头部与军用水壶一样大，正试图把头伸向那名突击队员的面部。
贡席上尉冲过去，用毛巾垫住手枪筒，挨近蟒蛇的头部开了一枪，蟒蛇颓然地放松了，掉落在地下，尾巴重重抽打了几下之后死去。但是由于距离过近，贡席上尉的子弹穿过了蟒蛇的头部，从那名突击队员的左眼穿过了他的脑后，结果，那名突击队员痛苦万分地死去了。
这件事使我们都非常沮丧，默不作声地坐了起来，思维几乎陷于麻痹的状态。三个俘虏这时提出要去排便。贡席上尉拒绝了她们松绑的要求，命令突击队员当剥去她们的裙子，强迫她们在突击队员面前排泻。三个姑娘屈辱地蹲在地上，羞涩地侧对着我们。
但是，此时的突击队员已经再没有兴致戏弄她们了。
夜色渐渐降临了，山峦黑糊糊地展现在眼前。在一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的带领下，我们将袖口和裤角用麻草茎扎牢，三名俘虏的腿上也裹上了布条，以防止毒蛇和蚊虫的叮咬，然后开始向比亚山区的森林前进。
不久，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进入了山区。
那是一片未开采过的原始森林，高达十几米的大树长得很密，上面缠着藤萝，地面是很厚的粘滑落叶层，散发出一股很浓的霉臭味，使人闷热和喘不过气来。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我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地上爬行。走过高达一米以上的灌木或草丝时，几名突击队员还要用木棍击打，以驱赶毒蛇和野兽。
据那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说，森林里有野猪、羼牛和豹出没，当地的人从来不进入这块森林。然而，我们走了很久，除了一只猴子突然从我们面前飞快地跑过去一棵栗树之外，却没有遇到任何野兽。
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一种长达半英寸的巨型大蚊子的围追叮咬，于是我们只好用两手交替着，不断地挥舞着毛巾来驱赶它们，而那三名俘虏的脸上和脖子上都布满了被那种蚊子叮咬的青紫色的肿块。
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伸出原始森林的峭壁上，那里有一块大约五百平方米的开阔平坦的空地。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携带宿营的吊床和其它器械，成群的大蚊子显然成了最头痛的问题。还是那名突击队员从林蝇采来一种驱蚊的树藤点燃，放在迎风的地方，才使那些凶狠的蚊子离开了我们。
入夜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军装也被露水湿透，每一个人都冷得发抖。所有的树木也潮湿得不能点燃。最后，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不停地走动，以此来驱赶寒冷的空气。
我们如此能预料到此后的五天里更为残酷的境遇，那时恐怕早已推动了返回巴东的信心。
由于没有能够与PAUR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龙镇的援助也迟迟不到，我们携带的饼干已经吃光了，饥饿和困扰使我们心绪不宁，而冒险走出山谷又有被“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全歼的危险。
第三天黄昏时分，几个试图打一些野兽来充饥的突击队员又沮丧的提着枪走回来，他们在森林里搜寻了整个下午，却没有见到任何动物。原来，比亚山区的野兽早已被连年的枪炮声吓得躲到更远的森林里去了。此时，极度的饥饿终于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突击队员准备吃掉唯一的可以找到的食物：三个俘虏中的一个。
他们请示过贡席上尉之后，挑出了一名尖叫着的、身材矮小的老挝姑娘，把她剥光衣服后，倒悬在一条垂在两棵大树之间直径有十厘米的藤条上，然后用匕首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从那名老挝姑娘被切开的喉管喷了出来，她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反缚着的手臂上下挥动着。渐渐地，她的动作缓慢下来，身子不时地抽动一下。
还没有等到那个老挝姑娘完全断气，几个突击队员就开始肢解她。半个小时内，那个姑娘的尸体已经被肢解成五个大部分，耳朵也被割下，头颅被扔到密林中去了。贡席上尉对那几块肢体进行分配，将臀部和大腿的肌肉留给我和其他两个人，其余的部分按肉质的多少和好坏分给十六名突击队员。最后，把割下的两只乳房和从腹部取出的子宫、阴唇等器官留给了那两俘虏。
篝火燃起来了，突击队员们各自用刀挑着人肉在火上烘烤着，然后放到口里俎嚼。
我接过贡席上尉为我烘烤成粉白色的沁着油珠的臀肌，胃里一阵作呕。
“我不想吃。”我把那个散发着象熬猪油一样气味的人肉还给了正在专心剔着人肉的贡席上尉。
贡席上尉抬起头，用他老挝人特有的、无神的目光望着我，然后慢吞吞地用越语对我说：“那么，什么食物也没有了。你总不能这样饿死吧？”
所有的人，包括贡席上尉，都不理理睬我，专心地烘烧着从那个姑娘身上割下的肌内，被烘烤的人肉发出很浓的味道。直到两天之后，极度的饥饿才能使我感到那味道多么诱人，多么令人抑制不住俎嚼的欲望。
贡席上尉把那两只烤成半透明的、向下滴着脂肪的乳房，送到了那两名被俘的姑娘面前。她们畏缩着，嘴唇不停地颤抖，从喉咙里发出极度恐怖的声音。她们目睹了刚才杀人的磬，早已以被吓得魂不附体了。
“你总不能就这样饿死吧？”这是贡席上尉那天晚上在“人肉宴会”中对我所说的唯一的忠告。
所有的事情都在沉默中进行着，每一个人都急切地等着未来的食物能尽快地熟透，以填补他们绝望的腑脏。
锡芒坚决地拒绝食用她同伴的肉体。虽然她已经饿得歪倒在岩石边。之所以贡席上尉和其他突击队员不约而同留下了锡芒，显然是由于他们迷上了那个十九岁姑娘垂及小腿的长发和没有体毛的胴体，希望在他们在绝望之前增援部队能够赶到。
然而，第五天的中午时分传来了锡芒凄厉的尖叫声，几名突击队员把她按在地上，正在剥光她的衣服。我明白，锡芒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由于饥饿和疲惫，锡芒在挣扎中昏迷过去。突击队员们把锡芒剥得一丝不挂，将她手腕和脚腕上的银镯除掉，拖到那根几天来一填用以屠宰的粗藤下倒悬起来，锡芒的头发垂到了地面，她那年轻光洁的胴体身躯摇晃着，马上就要被肢解成血淋淋的几个部分，放到篝火上去烘烤成焦红的颜色，她那双厚厚的嘴唇得到将不是热烈的亲吻，而是贪婪的俎嚼和噬咬。
突然，就在那名突击队员准备使劲将匕首插入锡芒腹中的时刻时刻，锡芒睁开眼睛。
她一瞬间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发出长长的、惊恐异常的惊叫。
她在用老挝语喊叫着什么，眼睛瞪得很大，被粗藤条反捆着的双臂向外扣出，身体剧烈扭动试图躲避那名突击队员手里向她小腹内戳进去的匕首。
听到锡芒喊叫，贡席上尉站起身来走过去，同锡芒用急速的老挝语交谈着。
不久，突击队员把锡芒从藤条上解了下来，一个突击队员拿过她的裙子去为她穿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骤变使我迷惑了，顷刻之间，每一个人似乎都恢复了文明期的理智；接着，锡芒在突击队员们的簇拥之下，向山岩下面走去，进入了浓密的原始森林。
“他们去找食物去了。”贡席上尉告诉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锡芒终于讲出了寻找食物的途径。她告诉贡席上尉，在山岩的密林一端有一条溪流，如果把手榴弹投进去，炸死河鱼，再把浮到河面的鱼捞出，便可以长久地解决食物断绝的困难。按照习俗和信仰，当地信仰佛教和拜物教的居民是不食鱼的。
锡芒后来说，几天以来她一直等待着我们将她杀死，甚至在两名同伴被吃掉以后也不想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而宁愿与我们一起同归于荆但是，当她被倒吊到藤条上的时候，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突击队员手持匕首将要剖开她的肚子，她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对生命的依恋，终于使她自己和我们都得到了拯救。
第九天上午9点40分，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五加H21型直升飞机开始在我们上方盘旋。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堆篝火点燃起来，向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报告物我们的方位。
为了表示对挽救我们十几个生命的感谢，在到达泰国的晚干军事基地时，我们决定释放锡芒，然而她木然地垂着头说她已经不愿意再回到老挝去了。
切断胡志明小道的突击行动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老挝境内。此后，龙镇的特种部队力量基地和茅汉——蒙干直升飞机基地相继陷落，富马首相三十个营的部队已经被迫集中在甘蒙省以南的地区。从表面上看，那三十个营与原来的巴色特种力量基地二十四个营的特种部队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和设备。但是，那些军队的素质非常糟糕，以致美国、越南共和国及泰国不得不派出武装部队与“老挝战线党”和游击队直接作战。
但是，老挝人特有的妥协性在共产党鼓吹的平民政策之下，使政府军不堪一击。终于，1973年2月22日，老挝政府与“老挝战线党”签订了停火协议。
在1975年春西贡陷落之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于同年11月3日被“老挝战线党”的军队推翻，从而结束了长达622年之久的王族统治。共产党在老挝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原亲王苏发努冯成为新国家的第一任主席，而第一任总理由掌握实权的老挝共产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担任。
1976年春季，新的老挝共产党逮捕了大批前政府领导人和前军政人员，开始了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清扫运动。同年3月，五百名政治犯从万象越狱，其中大部分逃往一水之隔的泰国。
为大量增加人口，老挝新政府于1976年宣布法令，严厉取缔流产，违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生育能力超过五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将由新政府发给优厚的补助津贴；政府还放宽了对一夫多妻的禁令。这个尝试收效并不显著，尤其是1975年至1978年发生了大批老挝难民外流的现象更加剧了人口减少的威胁。因此老挝新政府下令对外逃的难民处以极刑。而后老挝军队协助越共政府部队占领了柬埔寨，将数以千计的高棉妇女运回老挝，同时，越南北部的居民也大量迁入老挝境内定居，才使人口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老挝六十九岁的前国王萨旺·瓦达那和他的王后及子女1977年遭受了新政府的逮捕，被送到效仿越共政府建立的“再教育中心”监禁。在那个密林中的集中营里，那位前国王及家属至今仍在监守人员的强迫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如何种植蔬菜。
六、西贡国际犯罪中转站
1977年秋天，正当越战的往事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漠的时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布尔意外地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力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36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镑（约83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⒈阮氏娇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1959年死于肺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1966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一个学徒，阮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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