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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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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作者：亨利·莫尔

序言

当我们以一位贤惠的妇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许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华风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饰的文明，却极其卑鄙地对待有血有肉的妇女，并无耻地侵犯她们的风化、贞节和生活的时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讽刺。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骂越南妇女是娼妓、猴子，这对法国人说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这本书所讲的活生生的事情，大部分尚不为人知。作为美国军事人员，亨利·莫尔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就随同“游击战专家”兰斯代尔上校从菲律宾来到了越南，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与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译员赫利尔一起被称为“越语通”。西贡陷落之前，他回到了美国，然而已经永远失去了左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他又作为自由记者多次重返越南。
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及内心的深刻反省，使这本书在当前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和研究著作比目皆是而又流于统计数字的情况之下，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有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一场没有任何价值的“肮脏的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丧生在那些遥远的热带森林里，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地方，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我们输去了那场战争。
美国人卷入越南一事主要不是或多半不是逐步地、偶然地陷入无法预测的泥潭。它主要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让共产主义用武力夺取越南是极为主要的。
国际上对“丢失”（越南）的反响是他们要说明越南的重要性的最有力、明确的理由。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关系和华盛顿旨在把法国重建成未来欧洲安全中心的愿望来衡量的。在冷战处于高潮以后和在中国失陷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也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败。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印度支那变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试验场所”和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安全日趋恶化。
实际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没有一个总统谋求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被关于进展情况的乐观报告所蒙骗，他们的战略是“坚持下去，以期他们的继续下去的意志……会使共产党人软下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防止共产党获胜而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越南悲剧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在总统们准备提出的妥协永远不可能导致战争的最后结束。
当然，战争终归要结束的，而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并且在我们的心上打了记很深的烙印；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整个战争的消失，相反，那只不过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那只能意味着另一个战争的开始。
这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即：战争是由人类进行的，如果我们抛开人本身而去研究什么战争，那将最多不过是文字的数字统计的游戏而已——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政治家、军事专家、军火商人及所谓“和平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在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怀着各自不同的兴趣进行着那样的游戏表演。
人们之所以不愿真正从根本上去研究他们声称正在研究的实质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曾经把它真正与人类的生存联系起来，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不愿意正视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人头上去的恶劣的“天性”，更不要说去努力改造那个“天性”。
亨利·莫尔从各个角度，用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大量生动的事实剖析了整个越战几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历史、经济、传统和道德观的演变，法国人之所以失去那块土地的原因、越南封建王朝的覆灭和吴庭艳与胡志明对抗的产生、美国的卷入、军事顾问团塞缪尔·威廉斯将军至今尚未被披露的丑闻、佛教徒自焚内幕及吴庭艳总统被枪杀的真相、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残酷的复仇与屠杀、各种令人发指的人类的凶残，越战混血儿的产生及遭遇、印支难民问题的真相、越共政府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演变等等。但是，制止战争的真谛在于我们不断地从人本身，而不是从统计数字的表面出发，去断然否定一切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欺骗来进行战争的狂人。
一、法国人的乐园
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印度支那半岛上，有一个狭长的、给法国人和美国人留下了无比的怀恋和遗憾的、使他们既热爱又憎恨以至使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几代人都难以谈起的热带国家——越南。
越南这块土地，曾经是法国人以至美国人的天堂，他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没落、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回避，同时也在不断思索的缘故吧。
我们在这里谈起这个奇妙国家：既不是指它二千二百多年悠久的历史，也不是指它名贵丰富的物产或大片的热带森林的橡胶园，因为无论如何事实已经表明，它不是一块伊甸乐园，在那里至今仍然弥漫着风火和硝烟，就象几百年、几千年来一样。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越南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枚不胜数的物产，盛产各种象咖啡、椰子、橡胶、甘蔗等热带经济作物，拥有象楠木、红木、紫檀木、乌木、玉桂等名贵木材，埋藏着象煤、铁、锡、铝、锌等大量矿产，生活着如虎、豹、鹿、象、犀牛、孔雀等珍禽异兽。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越南的历史。只有当我们目睹到那些勤劳、倔强的越南人民及他们同整个世界既相赖依存、又格格不入的关系时，才有可能对这一民族产生某种形象具体的概念。
越南人民，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指导的因素，否则我们对所谓“越南问题”的任何探讨都将一无所获。另外，对一个民族的人民探讨，其基点应该建立在那些人民已经反映给我们的或者没有反映给我们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客观存在的独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并由此而进一步深化。
现代的统计资料表明，越南全部人口中妇女远远超过了半数以上。在这样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国家里，如果忽略或轻视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将被证明，并且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绝伦的。甚至可以说，一再在谈什么“亚洲的生产方式和国民素质”，而不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去考虑的话，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对越南的整个社会结构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
如果我们敢于不怀任何偏见和主观臆断地回过头去纵观整个越南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那些在我们眼里看来是倔强的还是柔顺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二千多万越南妇女，竟然起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正象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他的《以阶级观点看妇女问题》中所说：“妇女比谁都更富于民族感，越南民族的伟大、美丽，首先属于越南妇女。”法国人、美国人同越南人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进行了两场漫长的战争：一次是为了维护一块殖民者最后的乐园；一次是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在亚洲的非共产党统治的政权。尽管法国人和美国人为了各自的目的留下了大片的鲜血和财力，结果都无可奈何地怆然离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手无寸铁的然而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越南妇女。
据越南古代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由一种叫作“恩鹅”的鸟生出一百个卵蛋孵化而成的。
在越南国家形成后的两千多年中，直到1882年法国人把越南置为保护国以前，它几乎一直处于中国的一个外邦郡领的地位。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越南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越南著名的爱国者潘佩珠还把越南称作日本、中国的同文国家。
由于许久以来，占人口多数的越南妇女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在越南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事件都表明了她们的作用，身受其害以富于反抗精神的越南妇女作为主要的力量，不断地显示她们的民族特性。
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对待越南妇女这个问题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即把她们当作无知的、缺乏头脑的，甚至根本不值得去考虑的因素。
他们自己或者通过和他们一样无知的越南统治者，公开地或秘密地对那些不乏顽强的妇女们进行奴隶式的统治。
由于越南妇女多于男子的特殊情况，多妻制度在越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越南的男子视妇女为隶属于自己的奴仆和玩物，无论这对她们的人格或肉体的摧残，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越南古代有个黎襄翼皇帝，在他乘船旅游的时候，要妇女赤身摇船来取乐；还有一个叫邓麟的皇族，每当出游都带上许多奴仆，遇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当场捉住，立即用布幔围出一块空地，把妇女拖到里边奸污，然后再把那名妇女的耳朵和乳房割下带走。这种对妇女施暴的行为在越南平民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把妇女的衣服剥光后令其伏在地上，肚子下立一截芭蕉茎以便受痛后不能躲避，然后进行毒打；再有把妇女赤身裸体地捆在一张用芭蕉茎扎成的筏子上，插一块写着“罪状”的牌子，放到河里去等等。其中最为残忍的是一种叫做“象踩”的酷刑。
法国人戴拉·比沙勒在《中圻和北圻的现状》一书中描述了“象踩”的情况：“当监刑的官员当众宣读了那名将受刑妇女的‘罪状’之后，人们抬起一块盖在地上的木板，露出一个刚好使一个人能够坐下来的深坑，把眼蒙白布、双手反绑的‘淫妇’带来放进坑里，然后由司象牵过一头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往坑里踩下，直到‘淫妇’粉身碎骨为止。”
由于国势的衰竭，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对越南的统治只限于令其承认隶属的地位而已。这时候，来自欧洲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踏上了这块青竹遍地的土地。在从此以后的八十多年中，越南成为高傲的、把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妇女视为动物的法国人的乐园。
富尔在《百多禄传记》中说：“如果当时法国人是真心帮助百多禄（即越南）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就可以在越南已经建立了保护制度，而不必在以后使用战争了。”
法国人发现，越南是个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有着足够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为法国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为之倾销商品的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生活无落的城市贫民，不得不把自己最后的财产——劳动力出卖给法国人，而形成一支新的雇佣劳动者队伍。而在这个新的劳动阶层之中，越南妇女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13年巴黎出版的《安南人民》一书中说：“安南妇女非常有才华，她们从来不拒绝做任何困难的工作。”
越南妇女的劳动效率的确很高，能够很快掌握许多熟练工种。当时的法国人也认为：“对于各种精密、复杂的机器，安南妇女和儿童都操纵得出人意外地好。”然而，尽管妇女从事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得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男子。
之所以法国人被越南人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从来没有把越南人看作是与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这一点表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1937年在河内举行由法国总督戴萨尔主持的“研究工人计日工资专题会议”的“标准化分配额”。会议认为：“一般安南工人每日生活费只需二十五分，其中，大米八分、盐四分、蔬菜四分、房租三分、药费三分、衣服六分、纳税一分。”从这里，不难看出法国人对越南人所持的态度。
北圻棉纱公司经理杜布列说：“要挑选一百条狗是不容易的。至于苦力，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立刻有成千个跟你们同种的苦力代替你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法国人对越南妇女不仅从经济上表现出来，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欺凌方面。北越领袖胡志明写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妇女们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农村里，她们到处都碰到统治老爷、军官、军警、海关人员和车站职员们的残暴行为。”
我有幸在布鲁科利图书馆看到一本H·L·詹姆斯著的《在安南国土上》一书，从而有可能对法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行径与美国人后来支持的那个政府作一番比较，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法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情况。
　1。南定纺织厂
南定纺织厂是北圻（北越）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建于1900年，那里正式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小时。由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连续的劳动强度，女工们疲惫不堪，经常发生被机器碾过致死或者轧断手臂的事故。在法国人看来，那些女工根本不需要什么劳动保护和福利享受。她们在忍受所有的苦难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女性特殊的苦难：处罚、殴打、调戏和奸污。每当听到法国工头特利肃先生的名字，她们就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1931年，新闻记者罗布报导过特利肃先生的暴戾行径。
“南定纺织厂大约一千名女工中，有个名叫贝氏娃的十七岁的女工，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厂方丢失了一个纱团，约五、六百克，偷者是十五岁的女工海。
“为了不受处罚，女工们都提前十五分钟来到厂里。这是避免因迟到一分钟而被扣掉二、三分钱的最好的办法。人们看见海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绑在柱子上了，谁也不敢问，因为怕被怀疑是海的同伙。
“突然，特利肃先生来了，人们四散跑开。为什么要跑呢？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怕工头怀疑自己同情海。跑得最快的是贝氏娃。工头看见了，大声喝道：‘小丫头，来！’“贝氏娃蹲下，瘦棱棱的双手捂住脸，身材高大的特利肃先生走过来，用鞋尖猛踢贝氏娃的肚子。小姑娘倒在地上抽搐，不能动弹了。当特利肃先生发现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才叫来一辆人力车，问明贝氏娃的地址，让人把她拉走了……”　2。锡普矿区锡普矿区的女工在1941年以后，一直占矿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些女人身穿草衣，口里嚼着血红的槟榔，弯腰曲背地推着小车，脸上沾满了漆黑的煤灰。她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件类似的裙子的、长及膝盖的草围，内身则赤裸着。一些年轻的妇女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穿上一条类似三角裤的粗布丁字带。女矿工要洗澡，则需等一个晴天，躲在偏僻的溪间里脱下衣服洗晒，这期间她们只能泡在水里等衣服晾干。
尽管把她们视为猴子一样的奴隶，那些远离故土的法国人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她们同时还是女人，而对于在他们心目中作为猴子和女人的混合动物，他们表现出了极其野蛮原始的性情。
锡普矿区第一经理比勒选出十几个在女工中较为标致的姑娘，让她们冲洗干净，然后每天轮流为他们拔腋毛和胡须，并做一些杂务。当然，这些女工除了做上述的事情以外，最重要的是充当比勒发泄兽欲的工具，而这种发泄并不是有着人类情爱的成份，恰恰相反，他身上只存在种本能的欲望和抚摸一只动物所具有的感觉。
在翁门选煤车间，工长利比索命令工人在车间内修筑了一个地下室，四壁围以木板，地上铺席子，每当他要发泄兽欲的时候，便从女工中任意挑选一名带到这个地下室去强奸，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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