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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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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最后，弗洛伊德犯了个有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集体上，其实他是在无意中撞上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够最清楚地看到个人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自愿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这样来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要读读下面的几页，就可明白这一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其中有所收获。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个聪明人的过失、因为不留神而产生真理的幸运过失，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却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却使得弗洛伊德赞扬勒庞选取了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进行研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彻底——虽然是暂时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这些话具体说明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因为很少有人认识到它。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搜寻“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即寻找这样一些课题——这里的具体课题就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够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情，然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的群体，但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根据他的用法，“群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例如组成议会、宗派和阶级的人。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更为持久的阶级的同时，更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实际上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在可视性极佳的时刻对它们进行研究。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把勒庞显然并不具备的方法论技巧归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在这个具体研究中做了科学家都在从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们能够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中得出的结论是：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相当敏锐的把握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它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根据这种评价，勒庞像是一条专门寻找块菌的狗，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的某个位置上停留片刻，因为它下面有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理论块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设计得与勒庞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能够透过表面看本质的人，他能够找出社会心理学的块菌，把它们烹制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这两种形象对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公正。勒庞主要是个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在某个阶段是个很有想像力的问题发现者，有时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评价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以被称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确而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和局限性。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证。
弗洛伊德对这本书的感受并不稀奇。这里单单把它举出来予以说明，并非因为任何时候提到像弗洛伊德这样机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的作品，都会让我辈感到愉快，而是因为他对勒庞的理解，以及他的造成意外收获的误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此书。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时，从中发现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因素，那么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从该书中得出许多发现，虽然总起来说他没有发现任何十分正确或全新的观点，这对我们也有教益：勒庞的表述远不是盖棺之论，而只能算是为这个题目的更为先进的观点提供了重要指导的起点。
一组有现实意义的因素，赋予了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解读以意义，同样它也能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需要我们从该书中发掘出比它的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读者不仅要注意勒庞多有论述的问题，还要注意他有时在无意之间表露的思想，这样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中自己过去没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其实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此书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从而解释了它何以存在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来自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数仍然与我们同在，即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明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作家，都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出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破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毕竟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顾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称为“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全都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疑虑。他们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泰钢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行将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本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述过一样。大凡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经常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执。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解释了勒庞为什么一再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说过的话。他与西盖勒不断进行着或是公开——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或是指桑骂槐的争吵，后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动中直率而愤怒地自称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大部分显然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时兴起，抱怨勒庞“在讨论群体心理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却对我只字不提”，又说，‘哦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采用我的观点却不提我的名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们当然没有兴趣为这些一度颇为激昂的优先机声明做出宣判，这种事后的判决，是那些有知识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的事情。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几乎必然出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着社会引导的兴趣，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
有相当严格的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使我们认为，勒庞的著作部分地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氛围。回忆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吧，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趣味，这并非出于偶然。这种气氛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因为这个结构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使一些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义，或使一些与当前无关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并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严格地受社会结构的决定，还因为同律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这种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我认为，使勒庞的言论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对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样是这些事件，使勒庞和他的听众之间产生了共鸣。
只要稍微看一下勒庞度过其漫长一生的历史背景，便可明白为什么他对群体中的个人的描述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读者都深具意义，以及他为何根本没有机会对这种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庞生于1841年。那个人们本来以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这反而激起了改头换面的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当勒庞还是个7岁大的孩子时，巴黎打起了街垒战并导致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取代国王，成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把总统职位变成了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傲慢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不过后来，到了19世纪m年代，勒庞显然赞同这位皇帝安抚民心的十年统治——他是想避免民众的反叛，只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经历了色当惨败后能够把欧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乌合之众短暂地掌握了政权，勒庞对此深感忧虑。对于这次反叛，马克思怀着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又认为它是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举行起义的预演，是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序曲。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总是十分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些走马灯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努力（有时也确实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著作十分有利，勒庞亲眼目睹了那个优柔寡断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取得潜在势力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马背上的人”一样，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闯进了历史。
勒庞在全书中只提到了布朗热两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间接的暗示，英译本的译者因为拿不准读者是否记得那段历史，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指名道姓的注释。后面这个暗示表明，勒庞本人作为一个即使说不上心惊胆战也可说是十分沮丧的保守派，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发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观察上的。勒庞这样写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
赴义（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令弗洛伊德感到亲切）。
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后
勒庞又补充了与我们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话）。若想了解
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的时
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
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
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
命。（见本书第1卷第2章第1节）
这个未点名的将军当然就是布朗热。这段布朗热插曲即使法国人还没忘记，在美国人中间也早就被忘掉大半了，这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强有力的煽动家因为没有最终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通常都会被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所遗忘。但是在19世纪洲年代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以及那场占领法国政治舞台的称为布朗热主义的运动，其规模就像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称为麦卡锡主义的那场占领了50年代前五年美国政治舞台的运动一样。（可笑的是，这两件事居然连细节都十分相似，麦卡锡在政治上垮台三年后落魄而死，布朗热受到以叛国罪被审判的威胁，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去世，死因显然是自杀。）
如此仓促地谈论这些人和运动，它们在时间上相隔几代人，社会空间也相距遥远，因此乍一看好像是些无聊的历史类比。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不是在写历史，他求助于历史，是要努力找出群体性格和行为中一再出现的相似之处，它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虽然在勒庞的思想经历中没有证据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热插曲是想用归纳法找出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但是这段插曲的确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那些不加思索的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变成偶像的布朗热的这段短暂而不光彩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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