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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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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被占用的荒地，他就在这种土地上生产，或者充当已经占有土地但想减少一部分劳动的那种人的承租人、合伙人或仆人。他生产了人们所不需要的物品，而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且，他自己也许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生产者；但是，并不由此发生生产过剩；生产没有过剩，只是不协调而已。前已提及，将追加的商品带到市场的人，同时也带来了追加的购买力；现在我们看到，他也带来了追加的消费欲望；因为如果他没有这种欲望，他就不会辛劳地从事生产。因此，当供给增加时，需求的两个要素都不会缺少Z虽然人们所需求的是某种物品，而供给则不幸由其他物品所构成，是完全可能的。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反对者也许会说，有些人从事生产和积累只是由于习惯；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增加财富，也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增加某方面的消费，而是由于隋性。他们继续进行生产，是因为机器已经装好，他们进行储蓄并以其储蓄再行投资，是因为他们无意将储蓄另作他用。我承认这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很可能发生；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结论毫无影响。因为，这些人用他们的储蓄来做什么呢？他们把储蓄投放在生产上，即用来雇用劳动。换句话说，他们拥有多余的购买力，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于是将这剩余的部分用来增进劳动阶级的一般利益。劳动阶级会不会也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呢，我们能否设想他们的需要也已完全得到满足，而继续进行劳动仅仅是由于习惯，在这成为事实以前，在劳动阶级也达到满足的程度以前，无论资本怎样迅速地积累，对它的生产物的需求也不会缺乏；因为如果资本别无他用，它总是能够用来生产劳动阶级的必需品或奢侈品。而且，如果劳动阶级也不再需要更多的必需品或奢侈品，他们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来取得工资进一步增加的利益。只有在这时，生产过剩在观念上才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缺乏劳动者，甚至这时生产过剩实际上也不会发生。这样，以任何方法观察这一问题，纵使我们尽可能作出对一般生产过剩理论有利的假设，这个理论也总是荒谬的。
第四节 一般供给过剩概念的起源和说明
那么，对于各种经济现象作过许多思考，甚至曾以富有独创性的探索对理解这些现象作过贡献的人们，为什么也信奉上述如此荒谬的学说呢，我认为，他们是受了对某些商业事实的错误解释的蒙骗。他们以为，各种商品的一般供给过剩的可能性，已为经验所证明。他们相信，他们在某些市场状况中曾经看到过这种现象，其实，对这种市场状况是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的。
我在前面已经描述了伴随着所谓商业危机而出现的商品市场状况。在此期间，一切商品确实超过货币需求；换句话说，货币供给不足。由于大量信用突然消失，每一个人都想掌握现金而不愿脱手，许多人由于渴望获得现金而不惜承受任何损失。因此，几乎人人都是卖主，而几乎没有买主；因而，由于商品充斥或货币缺乏（两种说法可以不加区别），一般物价确实会极度下跌，虽则只是在危机持续期间会下跌。但是，象西斯蒙第那样认为商业危机是一般生产过剩造成的，却是大错而特错的。商业危机仅仅是过度的投机性购买造成的。低物价不是逐渐出现，而是过高价格的突然反跌；其直接原因是信用收缩，因此补救的方法不是减少供给，而是恢复信用。如下一点也很明显，即，市场的这种暂时混乱成为一种弊害，只是因为它是暂时的。下跌的只是货币的价格，如果物价不再上涨，则任何商人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对他来说，现在较低的价格具有和过去较高的价格相等的价值。这种现象与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就生产过剩的弊害所作的描述毫不相符。这些作者以为，由于缺乏市场，生产者的境况会长久衰微下去，但是，这种想法从商业危机的性质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
对于一般财富过剩和积累过剩的概念似乎予以支持的另一现象，具有较为永久的性质，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利润和利息会自然而然地降低。利润下降的原因是维持劳动的费用增加，而这种费用的增加又是人口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超过了农业改良的进展）所造成的。对于各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一重要特征，我们将在下一编加以详细的考察和论述。这和商品市场的缺乏显然完全是两回事，虽则在生产阶级和商业阶级的抱怨中常常将二者混同起来。近代或现在产业经济的真实情况是，如果人们能够满足于小额的利润，刚任何数量的营业几乎没有不可进行的；而这一点，一切勤勉而精明的工商业界人士都完全懂得；但是，甚至那些遵从历史趋势的人，也不满意于这种历史趋势，他们希望资本少一些，或者象他们所说的，竞争少一些，以得到较高的利润。然而．低利润和需求不足是两回事；而只是降低利润的生产和积累，不能称为供给过剩或生产过剩。这种现象的真相如何，其作用和必然界限如何，我们将在探讨这一特殊问题时给予说明。
据我所知，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经济事实外，其他任何经济事实都不会使人认为，在实际经验中出现过各种商品的一般生产过剩。我确信，无论要解释商业事务方面的什么事实，都不需要作这种空想的假定。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点上的任何不同意见，都牵涉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它的实际应用方面。依据一方的见解，我们只须考察如何使充分的生产能够同最佳的分配结合起来；但是依据另一方的见解，则尚须考察第三件事情，即怎样才能为生产物创造市场，或者怎样才能使生产不超过市场容量所规定的限度。在本质上如此自相矛盾的一种理论，只会使经济学的核心发生混乱，使它无法清晰地理解许多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以为，这个错误是前述三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即马尔萨斯、查默斯和西斯蒙第的体系（如果当作体系）的致命伤，虽然这三位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定理作了极好的表述和说明，但是这个致命的误解，却象一块幕布，把这些定理和经济学的较为棘手的部分隔了开来，不许有一丝光线穿透。更不用说，这样一种混乱的观念在连续不断地妨碍着智力不及这些经济学家的人们的思索，使他们一直迷惑不解。为了公平对待两位杰出的人物，必须促使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对这一最重要之点作出正确说明的功绩，在欧洲大陆主要应归功干卓有见识的让·巴蒂斯特·萨伊，在英国则主要应归功于詹姆斯·穆勒先生；穆勒先生（除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确切的说明以外）在为参与当时的论战而发表的题为《为商业辩护》的早期小册子中，十分有力而清晰地阐述了这个正确的学说；在他的著作中，这本小册子是使他出名的第一部著作，而且他格外珍视这本小册子，因为正是通过这本小册子，他开始认识了大卫·李嘉图，并同李嘉图建立了他生平最宝贵、最亲密的友谊。
第十五章 论价值的尺度
第一节交换价值的尺度，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可能的
关于价值的尺度，在政治经济学家之间曾经发生许多争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超过了其所应得的程度，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也曾提供不少口实，使人们据以指责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思辨为口舌之争，这种责难虽则颇为夸张，但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即使只是为了指明对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多么少，也有必要讨论一下。
按照“尺度”一词的通常意义，价值尺度应当是指某种物品，通过同这种物品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确定其他一切物品的价值。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价值本身是相对的，除了用以测量价值的第三种物品外，尚须有两种物品来构成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定义：所谓价值尺度是以任何两种物品与其相比较，我们即可推知这些物品相互价值的某种物品。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商品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用作价值尺度；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两种物品各自与任何第三种物品相交换的比率，就总是可以推知这两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比率。充当方便的价值尺度，是被选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的职能之一。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通常都用这种商品来估计。我们说，甲物值2镑，乙物值3镑；现在，不明说我们也知道，甲物值乙物的三分之二，或这些物品按二比三的比率相交换。货币是这些物品价值的一种完满的尺度。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所寻求的，不是各种物品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的价值尺度，而是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要寻求某种物品，任何一种物品同这种物品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它在现在的价值大于还是小于一世纪前的价值，或者它在英国的价值大于还是小于在美国或中国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同样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够用价值观念所必需的两种或更多的商品，而不只是一种商品。同这个尺度相比较，则货币或任何其他商品仍可以象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样，完全实现这一目的。如果现在1夸脱小麦值40先令，1头肥羊也值物先令，而在亨利二世时代1夸脱小麦值20先令，1头羊值10先令，我们就知道，那时1夸脱小麦值两头羊，而目前则只值1头，因此，我们也知道，以小麦计算的肥羊价值，现在比那时大一倍；这两个时期的货币价值，无论就这两种物品而言（我们假定价值是下跌的），还是就其他各种商品而言（对于这些商品，我们不必作任何假设），都与上述比较毫无关系。
然而，讨论价值问题的作家们想得到的，似乎是某种媒介，一种商品只须同这个媒介相比较，而不必额外地同任何其他特定的商品相比较，它的价值就可以确定。他们希望，仅凭1夸脱小麦现在值40先令，而过去值20先令这一事实，毋须选择第二种商品，例如1头羊，来同小麦相比较，就可以断定小麦的价值有无变动以及变动的程度如何；因为他们所想知道的，不是小麦的价值同肥羊相比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它同一般物品相比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第一个障碍产生于一般交换价值——不是相对于某一商品的价值，而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这一观念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即使我们确切地知道，在以前的某一时期，用1夸脱小麦可以分别购买多少可销售的物品，确切地知道目前用1夸脱小麦购得的哪些物品较多，哪些物品较少，我们仍往往会发现，要断定小麦的价值相对于一般物品是上升还是下降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小麦的价值相对于价值尺度发生了多少变动，那就更不可能了。要使某一物品在两个不同时期的货币价格能够测量这一物品所能交换的一般物品的数量，同样的货币额就必须在这两个时期和同样的一般物品数量相对应，这就是说，货币必须始终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具有同样的一般购买力。目前，不但货币或任何其他商品都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在某种情况下会是这样的。
第二节 生产费用的尺度
既然不可能有交换价值的尺度，作家们便在价值尺度的名义下制造了一种概念；其实，把这个概念称为生产费用的尺度，或许更为恰当。他们没想有一种商品总是由同量劳动生产出来；对于这个假设，必须附加如下一点，即，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本必须始终与直接劳动的工资保持相同的比例，而且必须始终具有同样的耐久性；简言之，必须在同样长的时间垫付同样的资本，以使由利润构成的价值要素和由工资构成的价值要素都成为不变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商品，它始终是在影响永久价值的一切因素的不变组合下生产出来的。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即使不考虑由供给和需求引起的暂时波动）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会因同它相交换的各种物品的生产情况的每一变化而改变。但是，假如这样的商品果其存在，则我们可以由此获得如下的利益，即，每当其他任何物品相对于这种商品而发生永久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变化的原因不在于这种商品，而在于其他物品。因而，这种商品固然不适于用作其他各种物品的价值尺度，但是适于用作它们的生产费用尺度。如果一种商品相对于这种不变的商品取得了较大的永久购买力，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就肯定上升了；反之则下降了。这种生产费用尺度，就是政治经济学家一般所说的价值尺度。
生产费用尺度虽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实际上它同交换价值尺度一样是不存在的。生产费用不变的商品是没有的。金银的生产费用是变动最少的，但是，即使是这些物品，由于原有的供给源泉的枯竭，新的供给源泉的发现，以及开采方法的改进，它们的生产费用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试图由货币价格的变动，来推定某种商品生产费用的变动，则所得到的结论应当尽可能参照其间货币本身生产费用的变动来加以修正。
亚当·斯密认为，以下两种商品特别适于用作价值尺度，即谷物和劳动。关于谷物，他说，它的价值虽然每年变动很大，但是每个世纪的变动却不大。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英国从其得到一部分谷物供应的其他国家，谷物的生产费用都往往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上升，随着农业的改良而下降。亚当·斯密所设想的谷物生产费用恒定不变，依赖于这两种对抗力量的完全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即使实现过，那也只能是偶然的c关于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亚当·斯密的话不是始终如一的。有时他把劳动说成是只在短期内适用的价值尺度，他说，劳动的价值（或工资）由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变动虽然很大，但是它每年的变动是不大的，有时他又说，由于一个男人每天通常的体力劳动，就这个男人而言，总是可以看作等量的努力或牺牲，因此，劳动是内在的最适当的价值尺度。但是，这一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说得通，总是抛弃了交换价值的概念，而代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更类似于使用价值的概念。如果用一天的劳动在美国可以买到的普通消费品，比在英国多一倍，那么坚持认为劳动在这两个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不同的只是其他各种物品的价值，则似乎是一种徒劳无益的狡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就市场还是就劳动者本身而言，说美国劳动的价值比英国劳动的价值大一倍，都是正确的。
如果目的在于获得一种近似的用以评定使用价值的尺度，则可以入选的最合适的物品或许是一个普通男子一天的口粮（以非熟练劳动阶级所消费的通常食物计算）。假如在某一国家，一磅玉米面可以维持一个男工一天的生活，那么，某种物品价值的大小，根据它可以换到多少磅玉米面，就可以估定。如果某一物品，以它本身或以它所能购买的物品，可以维持一个男工一天的生活，而另外一种物品则能维持一个男工一星期的生活，则就人类的通常用途而言，说后者的价值7倍于前者的价值，是有相当理由的。但是，这却测量不出这种物品对于持有者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大干（而不能小于）用这种物品所能购得的粮食的价值。
我们不应把价值尺度的概念同价值规定者或决定价值的原理相混淆。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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