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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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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利润的最低限度以及这一限度的变动
所谓可以永久存在的最低利润率，是在一定场合和一定时期内，刚够抵偿资本使用过程中所伴随的节欲、风险和努力的一个等值。从总利润中，首先，必须扣除一笔基金，一般说来，其数应足以抵偿因资本的使用而产生的一切损耗。其次，由于资本所有者暂时放弃对其资本的消费而实行节欲，对此必须给予一个等值作为补偿，其数应足以使他在当时当地继续进行节欲。这个等值究竟需要多大，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所认定的现在和将来的比较价值，（用前面用过的语句来说）即取决于实际积蓄欲的强度。在抵偿一切损耗以及对资本所有者暂时放弃其消费而给予一定的报酬之后，还必须有若干剩余，用来酬报将其时间贡献给企业的人们的劳动和技能。这种报酬，至少必须足以诱使大资本的所有者愿意尽其烦劳，或用来聘请经理以自代。如果那部分剩余不能超过此数，那么，除大资本外，都将脱离生产。如果那部分剩余少于此数，那么，全部资本都将脱离生产而被用于非生产消费。而此非生产消费，将继续到利润率复见提高（这是资本数额减少的间接结果，说明见后）时止。
因此，这是利润的最低限度。但是，这种最低限度是非常容易变动的，而且有时在有些地方是非常低的。这是因为其三个要素中有两个非常容易变动。为补偿节欲（即实际的积蓄欲）所必需的报酬率，因社会和文明的情况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对于风险这一要素的报酬，差别更大。这里所说的不是同一社会中资本的各种使用方法之间的风险差别，而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况下财产的安全程度大不相同。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里，财产总是有被专制的政府或贪婪和蛮横的官吏掠夺的危险。拥有财富或被认为拥有财富的人，不但成为掠夺的目标，而且还可能成为强迫交代并交出其暗藏财富的目标。或者，如同在中世纪的欧洲，即使政府本身由于软弱无力而无意压制人民，但是，任何强有力的个人却恣意进行掠夺，或肆无忌惮地侵害他人的正当权利。人民既得不到任何保护，也无法要求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就得有很高的利润率，才能使一般偶尔拥有钱财的人，不立即将它用于消费作乐，而甘冒上述种种风险。这种不测的灾难，对于只靠自己的资本利息生活的人或亲自参加生产的人，都有影响。在一般治安良好的社会情况下，人们只要有好的担保，就可出借其资本，无须承担因某些特殊事业的性质而产生的风险。但是在象亚洲许多地方那样的社会情况下，恐怕除了实际以黄金或宝石作抵押之外，任何其他的担保都不可靠。而且，就算把钱财贮藏起来，如果被人知道了，或被人猜疑了，则那些贮藏的钱财及其所有者都有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决不是那些贮藏的钱财可以获得的利润所能抵偿的。因此，如果不安的社会情况更加激化，拥有钱财既不能保全生命，又不能免除重大的灾难，那么，钱财的积蓄就会比原来减少。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条件下从事放款的人，其所受倒债的风险非常之大。在印度大多数的土著居民邦，人们放款的最低条件（即使是向政府放款）是：如果收到几年利息，即使本金全不偿还，放款的人也可获得充分的补偿。如能约定，本金1镑，复利几先令，这对放款的人来说，大体上是一项有利的交易。
第三节 利润因事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各种事业的资本报酬（比劳动报酬大得多），因一种事业比他种事业更有吸引力或更为令人厌恶而各不相同。如零售商业的利润，按其所占用资本的比例来说，大于批发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其原因之一是零售商业不如批发商业和制造业体面。然而，最大的差别在于风险程度的不同。火药制造业者，因其生命财产常有特别的风险，故其利润大大超过平均利润。但就航海一类的冒险来说，因其所冒的特殊风险可以变换为一定的支付，而且通常就是这样变换的，所以保险费被正式算在生产费用内。船主或货主从保险费得到的赔偿，并不计算在利润内，而是包括在其资本的更新中。
总利润中作为对商人或生产者的劳动和技能的报酬的那部分，也因事业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例如，药剂师的利润率非常高，其最大部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往往只是这种职业的合理工资。因此，直到法规的最近一次更改时止，药剂师只能在药剂的价格中求得其报酬。有些职业需要很多科学的或技术的教育，因此，只有兼具这种教育和巨额资本的人才能从事那些职业。例如：工程师的职业就是如此。工程师，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是机器制造者，就其惯用的或引申的意义而言，又是公共工程的承担者。这些职业始终是利润最多的职业。又有些职业，其规模不得不受限制，但其经营却需要很多的劳动和技能。这种职业的利润率必须高于一般利润率，才能获得一般报酬率。亚当·斯密说：“在海口小市镇上．资本百镑的小杂货商人，能获得40％或50％的利润，而同地资本万镑的大批发商人，却很少能够获得8％或10％的利润。他所经营的杂货业，对该地居民的便利说，也许是必要的，而狭小的市场不允许更大的资本投在这种营业上。可是，那小杂货商人，须靠此过活，并过着与经营这业务所必须有的各种资格相称的生活。除具有小额资本外，他不仅须能读，能写，能算，又须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商品的价格与品质，并能以最低廉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的市场。……象这样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磅作为劳动的报酬，决不能认为过分。从他的似乎很大的资本利润中，除去上述报酬，那么剩余的部分恐怕不会比普通利润多。所以，表面利润的大部分，在这场合，也不外是真实工资。”
使各种劳动的报酬产生不均等（或使此不均等扩大）的所有各种自然的垄断（即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垄断，不是由法律造成的垄断），在资本的不同用途之间，也起同样的作用。如果某种职业须以巨额资本经营才能有利，那么，在大多数国家，能够参加这一职业的阶层被限于很狭的范围。因此，这些人能使他们的利润率保持在高于一般的水平上。又如某种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被限于非常少数的人，因此，可靠同业的组织提高其利润。谁都知道，象伦敦的书商，虽然同业者不少，但长期以来，都存在着这样的组织。至于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情况，则在前面已经说过。
第四节 利润均等化的一般倾向
在上述各种产生不均等的原因（即不同行业的风险或愉快程度和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充分发挥作用之后，所有行业的资本利润率就会趋于均等。这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家的通说，加以适当的说明，就成正当的学说。
利润中对节欲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严格说来就是利息），在同时同地不论什么行业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担保的可靠性相同，此时的利率，虽然不时因市场的情况而大有变动，但不因原来的用途而有所变化。在目前的产业情况下，没有一种行业的竞争象货币的贷出和借入的竞争那样经常和激烈。参加事业的人都不时借入货币，其中大多数人经常借入货币。另一方面，不参加事业的人，凡有货币财产者，都贷出货币。在这两大部分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敏捷而聪明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由银行家、证券经纪人、票据经纪人和其他一些人构成，人数众多。他们对于可能的、哪怕是很小的利得，都很敏感。即使是极其细致的事件，或人们心理上极短暂的印象，只要它对当时或今后贷款需要的增减发生作用，就立刻会影响利率。在实际产生这种需求变动的行业中，在一般情况下，各种事件是连续不断地发生的，有时，甚至最优商业票据的利率，即使不发生所谓商业危机的大混乱，在1年多的时间内，也会出现从4％或4％以下上升到8％或9％的变化。但是，在同时同地，对于能够提供同样可靠的担保的人，利率都是一样的。所谓市场利率，总是谁都知道的，而且是明确的。
但是，总利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总利润虽然不因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但就不同的个人来说，其差别是很大的，几乎任何两者都不会是相同的。这取决于资本家本人或其所雇用的人员的知识、才能、节约和活力，取决于人事关系的偶然事故，甚至取决于偶然的机运。从事同一行业的任何两个商人，即使其商品的质量相同，其价格也同样低廉，但其经营费用以及其资本的周转时间，几乎是没有相同的。如果以为相同的资本可以产生相同的利润，并且把这当作行业的公理，那就错了，犹如以为年龄或身材相同所以体力也就一样，或者以为阅读程度或经历相同所以知识也就一样。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只是这里所指出的这一种，除此之外还可有20种之多。
但是，利润虽然如此不同，整个说来，各种行业的利润，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在极重要的意义上，仍保持着均等性（除非存在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一般说来（不论其不时的变动如何），资本的各种用途，对于具有平均水平的才能和优势的人们，虽不提供相等的利润，然而却提供相等的利润的希望。这里所谓相等，是指某种用途所具有（如果有的话）的不愉快或不安全的任何缺点巳经抵偿以后而言。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即如果某事业的获利机会，按一般经验，显然大于其他事业，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投资于这一事业，或使其孩子投身于这一事业。事实上，当人们看到某种事业是一种正在发展而兴旺的事业时，总会发生上述那种情况。例如现今的工程师职业或任何新建而繁荣的工业，都是如此。反之，如果某种事业不兴旺，如果其所能获得的利润看来会少于其他事业，那么，资本就会逐渐离开这一事业，或者，至少不可能吸引新的资本。由于资本在利润较少的行业和利润较多的行业之间的分配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因而恢复了一种均等。所以，各种不同行业的利润期望值，就长期来说，是不可能有很大差别的，即各种不同行业的利润期望值，一般虽是左右摆动，但总会趋向于共同的平均点。
资本的这种均等化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资本由某一行业向另一行业的转移，常常被说成是一项繁重、迟缓而几乎无法实行的工作。实际上未必如此。第一，这未必总是某种行业资本的实际转移。在资本急速增加的情况下，每年新积累的资本，往往是首先移向最兴旺的行业，以资调整。即使需要资本实际转移，也决不意味着任何从事不盈利行业的人们放弃该行业，不再经营。在各商业国家里，实际未尝使用的资本，经过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信用渠道，大量流入水准较低的地方，而散布于整个行业。这种信用渠道，就是达成这种均等化的手段。至于均等化的过程，是一部分商人或生产者限制其业务中用借入资本经营的部分，而另一部分商人或生产者则予以扩充。凡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人或生产者，几乎没有一个人只使用自己的资金来经营事业。在事业兴旺的时候，他不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尽量使用以其资本所能获得的信用作为补充。在其商品由于供给过剩或需求减少而不易出售或价格下跌的时候，他就收缩经营规模，不再向银行家或其他金融业者要求提供具有与过去相同规模的新贷款。反之，如属正在扩展的事业，则有希望可以有利地而且比以前更多地使用这种流动资本。因而从事此业的人就会向金融业者要求提供比过去更多的贷款（因为他们的事业状况良好，所以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这种贷款）。流动资本在两种行业之间的不同分配，在使这两种行业的利润恢复均等上所起的作用，与同额资本的所有者以其资本由某一行业转投于其他行业是一样的。这种轻易而自发地使生产适合于需求的方法，足以纠正由经济波动或其他普通原因引起的不均等。如果一个行业正在完全衰落，其生产不是暂时变动，而是必须永久地大量缩减，或许是要完全停止生产，则挽救资本的过程，无疑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几乎总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固定在机器、建筑物和其他永久性工程中的大量资本，或者完全不能改作他用，或者需要花很多钱加以改造后才能使用。损失最少的方法，是让固定资本耗尽而不予更新，可是时间几乎不允许作这样的变更。而且，完全变更资本的用途，在已经建立的交易关系以及已经获得的技巧和经验上都得有很大的牺牲，因而人们对此总是迟疑不决，除非已无转变命运的希望，否则，几乎总是不会下此决心。不过，这样的情况显然属于例外，何况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的均等化最后仍会实现。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不均等得到纠正之前，促使不均等的另一原因又已产生，此时，恢复均等是非常缓慢的。北美南部各州的棉花生产，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即由于工业连续不断的改进，对棉花需求的增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多年以来供给一直不能完全赶上需求，因此，这种商品实际上维持着几乎相当于一种垄断价格的水平。但是，许多扰乱均等的原因几乎不间断地接连发生，而且都在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这样的情况是不常有的。在没有垄断的情况下，一种行业的利润，可能有时高于一般水平，有时低于一般水平，但总是趋向于回到一般水平上，象钟摆的运动那样。
因此，一般说来，虽然利润因不同的个人而大不相同，对同一个人，也因年份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是，除了在短时期内，或某特定行业遭到一种永久性剧变的时候以外，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各种行业的平均利润是不会有很大差别的（为补偿各种行业的引诱力的不同所需要的必然差别，自当别论）。如果一般认为某些行业（在没有垄断或上面所说关于棉花行业的偶然现象的情况下）比其他一些行业有利，那么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消息十分灵通、动机十分正确的人们都有这样的想法，资本就会流入某些行业，利润很快就会降低到通常的水平。固然，最初持有同样数额资金的人们，其在某些行业中发大财的机会要多于其他一些行业。但是，人们会发现，就在那些行业中，破产也比较频繁。其较大的成功机会，就会被其较大的完全失败的可能性所抵消。而且往往是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机会。因为如前所述，所谓获得巨利的机会，其吸引竞争者的作用，远大于算术所能证明的程度。我相信，能发大财的行业，其平均利润要低于其他一些行业，后者的利得虽然比较可靠，但是来得迟缓，而且这些行业并不希望得到超过它所应得的东西。举例来说，加拿大的木材业，其资本的使用方式就富有彩票的性质。因此，一般认为，就参加这一行业的全部冒险家而言，在这一行业中损失的钱要多于在这一行业中得到的钱，换句话说，就是平均利润率在零以下。这种意见是不错的。这一点与各个民族的性格大有关系，即要看各个民族是否富于冒险心，或者说得难听些，是否富于赌博精神。这种精神，美国强于英国，英国则又强于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在欧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中，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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