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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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益佃农制度所特有的缺点，亚当·斯密作过极为清晰的描述。他指出，对分益佃农来说，“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的利益，显然在于能够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接着他又说：“不过、在对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对分佃农享有的自属不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对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教会什一税，不过抽去生产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极大的障碍。抽去生产物的一半，一定会切实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尽量取得最大量的生产物，固然是对分佃农所愿望，但若以自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却决非对分佃农所愿的。在法兰西，据说，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对分佃农耕作。地主常常指摘农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来拖车。因为，拖车的利润，全部归于农民，耕田的利润，却须与地主平分。”
在租佃制度下，一切要花费资本的改良必须靠地主的资本来进行，这确是这种制度的根本性质所在。然而，不论佃农是随时可以夺佃的，还是（如果阿瑟·扬是正确的话）以“9年为期的”，甚至在英国，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如果地主愿意提供改良所需的资本，分益佃农会抱着强烈的兴趣促其实现，因为由此产生的利益一半会归他本人。但是，在分益佃农永久享有租地权（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习惯赋予他们的那种权利）的情况下，一切改良都必须取得农民的同意；而农民具有墨守成规、厌恶革新的特性，如果不通过教育加以改变，毫无疑问（拥护这种制度的人也承认），这会成为改良的一个严重障碍。
第三节　有关各国分益佃农制度所起作用的例证
分益佃农制从英国官方那里得不到任何同情。“这种做法毫无可取之处”。阿瑟·扬说，“反对它的理由可以举出万千条。分益佃农制度保存下来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迫不得以’；租地农民十分贫困，致使地主必须在农场种牧草，否则就根本不会种牧草。这是最使地主痛心疾首的负担，他被迫用所有的办法中最危险的办法来进行耕种，把他的财产交到一般是无知的、大多是粗心大意的、少数显然是邪恶的人的手中……在所有的租地方式中最糟糕的这一方式下，受骗的地主所收到的租金微不足道；农民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土地的耕作十分粗劣；国家同有关各方一样受到严重的损害……。在这一制度盛行的地方，没精打采的、可怜的居民必然到处可见。……我在米兰内斯所看到的那些贫瘠、干旱的土地，都在分益佃农的手里。”他们几乎无时不向地主借用种子和粮食，“他们的生活状况比散工还要悲惨。……只有几个区”（在意大利）“是以货币地租将土地租给佃农耕种的；但凡采取这种办法的地方，其收获量都很大。这是分益佃农制度拙劣的明显证据。”“凡是采用分益佃农制度的地方”，麦克库洛赫先生说，“所有的改良都陷于停顿，而耕作者则处于极为困苦的状态”。琼斯先生也赞同这一流行的看法，并摘引杜尔哥和德斯蒂－特拉西的意见作为根据。然而，所有这些著述家的印象（尽管阿瑟·扬有时提到意大利）看来主要是来自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现在处于这个旧制度下的法国分益佃农的状况再也代表不了这种契约的典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地主得负担所有的赋税。但是在法国，对于贵族免交直接税，政府将他们日益增加的苛捐杂税全部压在土地占用者的肩上。杜尔哥曾将分益佃农的生活极为悲惨归咎于这些苛捐杂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无比恶劣，在利穆赞和安哥穆（他所管理的省份），按照杜尔哥的说法，在扣除一切负担以后，剩下供每人全年消费之用的金额很少超过25到30里佛尔（20到24先令）。“我不是指现金，而是就其全年收成中他所消费的全部实物以现金来估计。”他们不象意大利的分益佃农那样具有事实上的永佃权（阿瑟·扬说，“在利穆赞，分益佃农比仆人好不了多少，可以任意赶走，并且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地主的意旨”）。这一事实如果同以上所述联系起来考虑，就可以明白，那些情况不能用来作为指摘具有较好形式的分益佃农制度的论据。除一身以外别无长物的人们——一如爱尔兰的投标佃农，任何意外事情都已不能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恶化——他们的人口将愈益增长，他们的土地也将愈益细分，而不受任何限制，直到实际饿死为止。
最可靠的权威在谈到意大利分益佃农的耕作时，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首先，关于土地的细分。在伦巴第，按照夏托沃的看法，超过50英亩的农场和不到10英亩的农场都很少。这些农场全由与地主平分收益的分益佃农占用。他们全有“宽敞和华丽的住宅，这种住宅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几乎看不到。”他们的住宅设计做到“建筑物的面积极小而可以利用的空间极大。这种住宅最适于放置和保存谷物。而且既极为节省，发生火灾的危险又非常小。”院子“整个看来显得整齐、宽敞，井井有条，是我们那些肮脏、零乱的农场无法比拟的。”对皮德蒙特也作了同样的描述。谷物的轮作是极好的。“我认为没有一个地方能象皮德蒙特那样将其出产如此大的一部分送到市场上去。”虽然皮德蒙特的土地就其天然的地力来说并不很肥沃，但“城市很多”。因此，它的农业在土地的总产量上和土地的净产量上都大为有利。“每架犁要耕32英亩地。……玉米地锄得和翻得极为彻底和利落。当玉米长起来时，用一架犁和两头牛，就能把杂草都除掉，而不损伤一棵庄稼。”有关农业技能的情况就摘引到这里。“其先行和后继作物都得到大丰收”。“用一匹马拉着碾子来打麦子，让一个少年照管此事，工人们则用粑翻动麦秆。这一过程持续约两星期，既迅速又经济，所有的麦粒都取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象皮德蒙特那样深刻地懂得如何经营和管理土地；这一点说明了皮德蒙特为什么会存在人口众多而粮食的出口量也很大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在分益佃农制度下发生的。
关于阿尔诺山谷、包括佛罗伦萨上方和下方的整个区域，上述作者说；“橄揽树林覆盖了山麓部分。绿荫深处有无数小农场，那里住着山区的平民。栗子树在较高的山坡上昂首屹立，它们那健康的绿色和橄榄树暗淡的色彩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圆形剧场的上方散发出一片光明。路的两侧隐现着村舍，相隔不超过一百步。……它们离道路有一小段距离，用墙隔开，前面有几英尺宽的斜坡。墙头上通常放满了古色古香的花盆，其中种有花卉、芦荟和幼桔。房子本身也爬满了葡萄藤。……这些房子的前面，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农家妇女，她们穿着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丝织的胸衣，戴着饰花的草帽。……这些房子彼此靠得很近，显然其所附属的土地一定很小，在这些山谷中，地产一定分得很细；每户的面积为3英亩到10英亩。土地就在房子周围，由小沟或一排排树木（有些是桑树，绝大部分是白杨，其叶可作牲畜饲料）分成若干块。每棵树上盘着一株葡萄藤。……这样一块块长方形的田地，其大小足够用一架无轮犁和两头牛来耕种，每10个或12个农民有一对耕牛，他们依次用这些牛来耕种所有的农场。……几乎每个农场都养一匹很漂亮的马，用来拉一辆制作优美的红色两轮小车。这种小车担任农场的一切运输工作，也用来送农家妇女去参加弥撒或舞会。每逢假日，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这种小型马车向四方驶去，车上坐满了装饰着鲜花和缎带的年轻妇女。”
这不是一幅贫穷的图画；就所谈到的这些地方的农业来说，它有力地回答了英国著述家们对分益佃农制度的指责。然而，夏托维奥对耕作者的生活状况所作的证词，在有些问题上并非如此有利。“构成当地居民的幸福生活的，既不是土地的自然肥力，也不是使旅行者眼花缭乱的丰裕物资；而是参与总产量分配的人数，它决定着每人可以从分配中取得的份额。而在当地这一数量是很小的。我在前面描述的确实是一种灌溉良好、土地肥沃、四季常青的令人喜爱的农村；那里的土地被分割成无数的小块，每块土地象菜园中的苗圃那样，种着各种各样的作物；如上所述，每块土地都附有漂亮的房屋，它们为葡萄藤所覆盖，并饰有花卉。但是，如果走进这些房屋，我们就会发现屋内缺乏各种生活上的便利设施，食桌简陋，穷相毕露。”在这里，夏托维奥或许无意识地将分益佃农的状况和其他国家的自耕农作了对比，而正确的标准应当是将它和农业散工作比较。
阿瑟·扬说，“人家向我保证说，这些分益佃农（特别是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过得很舒服；他们在假日穿得很好，并且不缺少奢侈品，如金银绸缎，吃得也不错，有足够的面包、葡萄酒和蔬菜。在某些情况下这也许是事实，但总的说来事实却与此相反。如果认为这些分益佃农依靠用一对耕牛就可以进行耕作的这种农场，能够过得很舒服，这是很可笑的。分益佃农生活贫困的一个明显证据是，提供半数牲畜的地主，常常还得借钱给分益佃农以使他们得以购买其余的半数牲畜。……不住在城市近郊的分益佃农穷得连口粮也要向地主借。他们吃的是掺和着野豌豆的黑面包；他们的饮料称为aquarolle，是用一点点酒掺上大量的水制成的；在星期天才有肉吃。他们的衣着十分粗劣。”琼斯先生承认佛罗伦萨附近的分益佃农过得比较舒服，并将这种情况部分地归因于编草帽缏，按照夏托维奥的说法，农家妇女靠编草帽缏一天可以挣15－20便士。但是，这一事实对分益佃农制度毋宁是有利的；因为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如贝特福郡和白金汉郡的农村，劳动阶级的妇女儿童也在编草帽缏或做花边，但这个阶级的生活并不优裕、甚至不如其他地方，农业劳动的工资由于受妇女儿童工资的影响而降低了。
虽然夏托维奥就分益佃农的贫困作了一些描述，但是，至少他对意大利的分益佃农制度是赞同的。“这种制度使地主忙碌起来，并使他经常关心农业，这种情况对出租土地、收取一定地租的大地主来说是从所未有的。它在地主和分益佃农之间建立了一种利害相共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我常常亲眼目睹这方面的实例）使社会的道德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在这一制度下，地主经常关心收成的好坏，决不会拒绝为此进行垫付，因为土地会回报以利息。正是由于这些垫付，以及由此增强的信心，这些富有的地主使意大利的农村经济逐步地完善起来。意大利拥有了许多灌溉系统，并在丘陵上实行梯田耕作。这些缓慢而持续不断的改良，是缺乏资力的普通农民永远搞不起来的。对租地农场主或出租土地、收取一定地租的大地主来说，因为他们同这种改良没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也不会实行。这样，这个制度本身使富有的地主同分益佃农结盟，前者提供改良耕作的资金，而后者则以其心思和劳动最好地利用这种垫款，以实现二者的共同利益。”
但是，对该制度最有利的证词是西斯蒙第提供的，其优点是具体和精确，他的资料并非得自旅行家，而是得自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的当地地主。他的陈述一般是就托斯卡纳、特别是他自己的产业所在地尼埃沃尔山谷（当地并无佛罗伦萨附近地区所具有的特权）而言。这是农场规模最小的地区之一。他对该区分益佃农住宅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描述如下。
“房子用灰与混凝土筑成坚固的墙，至少是两层楼，有时底层上还有两层，底层一般是厨房，还有为两头带角牲畜准备的牲口圈，以及取名蒂纳尼亚（tinaia）的仓库，称作蒂尼（tini）的酿酒用的糟池，酿这种酒不必用压榨机；在这层房子中，还锁着一些盛油和小麦的桶。在房子旁还有一个棚子，在那里修理工具。铡牲口草料时可以不受风吹日晒。在第二层或第三层，有四间带床的房间，……最宽敞和通风最好的房子，在5、6月间，人们用来养蚕；大柜子是用来装衣物的，木椅子是房间里主要的家具，但是，新娘总会带一只桃木衣柜来，床没有幔帐，也没有床帷；每张床上除了装有富有弹性秸秆的褥套外，还有一、两床羊毛垫子，在穷人家里是废麻脚垫子，还有绣花被子，结实的麻布褥单，在家庭里最好的床上有丝垫料的毯子，只是在节日才拿出来作摆设。只有在厨房里有烟囱；在这间房子里还有供家庭就餐的大桌子，还有几张凳子；大柜子同时充当碗橱，用来保存面包和食物，还有面缸；以及一套很完备的、但不值钱的用陶土做的瓶、盆、碟等，一、两盏铜灯，罗马式秤，至少有两个用来提水的铜罐。家庭所有的内衣和外衣都是家庭主妇自己制作的。厚衣服是半毛织品的梅扎拉那（me　zza　lana），薄衣服是布制的莫拉（mola），纬线是麻或麻头，里面垫的是羊毛或棉花；衣服也是由纺织的妇女染色。农妇们为积累布匹和梅扎拉那，人们很难想象她们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库房里又有多少褥子，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又有多少衬衫、上衣、裤子、裙子和袍子。为了了解情况，我们记下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清单。这个家庭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富的，它靠种10阿尔庞土地，通过对半分成制，靠自己的劳动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位新娘有50埃居的嫁资，其中20埃居付的是现款，其余的是赊欠的，每年付2埃居，托斯卡纳埃居值6法郎（4先令10便士）。在托斯卡纳其他土地面积较大的对分制农户的姑娘，他们的嫁资一般是100埃居，即600法郎。”
这能说是贫困或一贯贫困吗？西斯蒙第先生说分益佃农年轻姑娘的嫁资一般是24英镑，就意大利这一阶级的生活水平来说，这一金额至少相当于50英镑。或者，即使一个姑娘的嫁资只有此数的一半，也还可以置下前述的衣柜（西斯蒙第将此作为中等水平的标志）；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状况肯定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农民、甚至资本主义农场主相比拟；除了新的殖民地或美国，任何国家的散工都远远不如。从一位旅行家得到的他们的食物质量差的印象，很难作出足以推翻上述实证的推论。食物质量差往往是出于节约，而不是由于贫困。南方的人民并不特别喜爱奢华的饮宴。所有阶级的食物都以蔬菜为主，欧洲大陆的农民不象英国的劳动者那样迷信白面包。但是，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托斯卡纳农民的食物“是节制的，但食品很讲卫生，品种也多种多样：基本食品是小麦粉做的棕色面包，但不掺和麸子和其他东西。……确实，在天气不好的季节里，农夫特别需要热的食品。那时，农夫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吃‘波仑达’，到傍晚时分再吃面包、汤，还加一些小菜肴。夏天，农夫吃3顿饭，早上8点，下午1点，还有晚上1顿，但是，他们只是在晚上才生火作饭，晚餐包括汤、一盘腌肉或干鱼，还有夹着面包一起吃的豆类或青菜。肉类的量很少，因为对普通家庭来说，他们认为每人每年吃40磅也就足够了：每个星期，他们在汤里放两次腌肉。星期天桌子上总有一盘新鲜肉，这块肉大约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