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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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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状态——只要他们对某人的尊敬（假如能够使用这个词的话）程度完全取决于此人有多少钱——则公布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就会使富人更加自以为了不起，对那些思想品格比他们高尚但财富比他们少的人采取傲慢态度。
而且，尽管所得税具有所谓调查的性质，但不管某一国家的人民具有多大的忍耐性，再大的调查权也无法使收税官依据对纳税人经济状况的实际了解估定所得税。地租、薪金、年金以及所有固定收入都能准确地查清。但变化不定的职业性收入，以及更加不稳定的营业利润，既然当事人自己都往往弄不清，收税官就更别想用任何公平的方法弄清了。估定所得税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而且实际上一直就是当事人提供的所得税申报书。帐册并没有多大用处，只能用来防止较为明目张胆的谎报；但即使对于明目张胆的谎报，帐册的抑制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如果当事人想谎报的话，一般说来他就能制作假帐，收税官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也是无法查清的。作假帐的方法容易得很，只要故意漏填贷方的几项就行了，并不需要谎报负债或支出。所以，虽然无论根据哪条公平原则都可以课征所得税，但实际上所得税在以下意义上却是最不公平的，即谁最有良心，谁缴纳的所得税就最多。不讲道德的人可以偷漏许多税款；甚至在一般交易中诚实正直的人也会昧着良心偷税，至少在最不引人怀疑的方面，他们会这样做的。而坚守诚实原则的人缴纳的所得税则会多于国家想让他们缴纳的数额，因为国家赋予了收税官以一定的任意估税的权力，以此来抵消纳税者对收入的隐瞒。
因此，人们担心，虽然课征所得税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的，但在实践中却可能毫无公平可言，虽然课征所得税表面上是筹集岁入的最公平的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比其他许多表面上不那么公平的方式更为不公平。这种考虑会使我们同意不久前还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应把课征所得税保留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采取的一种特别措施，因为处于紧急状态时，国家需要比平时多得多的税收，在这种需要面前，所有反对意见都不得不暂时退居次要地位。
既然要使所得税公平合理有这样许多困难，有人便主张，不接收入的百分比直接课税，而按支出的百分比直接课税，因为每个人的支出总额同收入总额一样，都可以根据纳税者本人提供的申报书来确定。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雷万斯先生，他在那本讨论这个题目的优雅的小册子中认为，人们提供的有关支出的申报书要比他们现在提供的有关收入的申报书更为可靠，因为支出按其性质来说要比收入更公开，谎报也更容易被察觉。我认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大多数家庭的年支出中，只有少数几项可以根据外部迹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唯一可以依靠的仍然是每个人的诚实。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提供的支出申报书要比收入申报书更为可靠；特别是，同收入相比，大多数人的支出是由多得多的项目构成的，因而支出的细节要比收入的细节更容易隐瞒。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目前课征的支出税都只限于几种特殊的支出，与货物税的区别仅仅在于，支出税是由消费或使用物品的人直接缴纳的，而不是由生产者或卖者预付，然后通过提高价格得到补偿。车马税、犬税和仆役税就都具有这种性质。这些税显然落在了纳税者身上，也就是落在了那些使用被课税商品的人身上。与此相类似但更为重要的一种税是房屋税，我们将较详尽地考察这种税。
第六节 房屋税
房租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地皮租金，其二为亚当·斯密的所谓建筑物租金。前者是由普通的地租原理决定的，是房屋及其附属物所占用的土地应得的价值，其波动的下限是这块土地用于农业时的地租，上限是若这块土地处于繁华地段、即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享有的垄断租金。房屋本身的租金，有别于地皮的租金，是对建房中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偿付。它可以每季度缴纳一次，也可以每年缴纳一次，但这并不影响支配它的原理。它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是建筑者资本的普通利润，一是这样一笔年金，其数额在支付了房主所花的全部修理费用后，在房屋破损以前或租约到期以前，按现时利率足以补偿建房资本。
按一定百分比对房租总额课征的赋税，同时落在地皮租金和建筑物租金上。房租高，有时是因为位置好的缘故，有时是因为房屋本身好的缘故，但不管是由于哪一原因，房租愈高，所缴纳的税款也就愈多。然而，我们必须分开来考察这两部分赋税的归宿。
加在建筑物租金上的赋税，最终必然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落在房客身上。其原因是，由于建房的利润并不高于普通利润率，因而如果这种税落在房主身上而不是房客身上，则建房的利润就会低于不纳税行业的利润，人们就会不再建房。不过，刚课征这种税的时候，它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暂时会落在房主身上而不是承租者身上。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在原租金之外再缴纳一笔税款，而宁愿降低居住条件。所以，房屋的供给会暂时大于需求。对于大多数其他物品来说，若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供给就会立即减少，但象房屋这样的耐用品，其供给量是不会很快减少的。需求减少时，除特殊原因外，新建住房确实会减少，但与此同时，暂时的供过于求又会压低房租，以致消费者支付的总金额即房租和赋税依然同以前一样，住房条件也几乎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慢慢地，随着现有房屋不断被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需求不断增长，房租会再次上涨，一直上涨到建房活动开始有利可图为止，固然，只有在赋税完全转嫁给房客以后，建房活动才会有利可图。所以，落在建筑物租金（不同于地皮租金）上的那部分房租税，最终还是由房客来担负的。
地皮租金税的情形与建筑物租金税的情形不尽相同。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地租税是落在地主身上的，人们便认为，地皮租金税也必然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至少在租约期满之后是如此。然而，除非在课征地皮租金税的同时也课征农业地租，否则地皮租金税是不会全部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的。最低的地皮租金只稍稍高于农业地租，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除特殊情况外，一旦土地用于建房比用于耕种能带来更多的租金，土地就会被出租或出售用于建房。所以，如果对地皮租金课税而对农业地租不课税，则这种税（除非数额极小）就会使地皮租金提供的报酬低于土地提供的普通报酬，从而会象对建筑物租金课税那样有效地阻止新的建房活动，直到需求因人口增长而增加，供给因房屋自然破损而减少，致使地皮租金有所提高，而且提高额完全与税额相等时为止。但是，提高最低地皮租金的那些因素，也会提高所有其他地皮租金，因为所有其他地皮租金都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而高于最低的地皮租金。所以，如果对每平方英尺地皮课征固定数额的租金税，也就是说，如果位置较为有利的地皮并不比位置很不利的地皮多纳税，那么这种固定税最终就会落在房客身上。假设地皮租金最低为每英亩10镑，最高为每英亩1000镑，在这种情况下，对每英亩地皮租金课征1镑税，最终就会把前者提高到11镑，把后者提高到1001镑，因为这两者位置上的差别依然同以前一样，所以这一镑税要由房客来支付。但实际上，地皮租金税是房屋税的一部分，而房屋税是不固定的，是按房租的一定百分比课征的。所以，如果假设最便宜的地皮仍象以前那样缴纳1镑税，那么最贵的地皮就将缴纳100镑税，其中只有1镑可以转嫁给房客，因为地皮租金仍然只能提高到1001镑。因此，从最贵的地皮课征的100镑税有99镑都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由此可见，应把房屋税分为两部分来考察，一部分税落在房客身上，一部分税落在地皮租金上。
对于绝大多数房屋来说，地皮租金只占房租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几乎全部房屋税都落在房客身上。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大城市中处于有利位置的房屋，地皮租金才在房租中占主要部分；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特别适宜于课税的收入中，这种地皮租金便是主要的一种，因为很显然，这种租金是迅速获得的巨额财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少数家族仅仅因为偶然占有某些土地而意外地获得的财富，它们获得这种财富不费丝毫气力，不花一分钱，不冒任何风险。所以，对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的那一部分房屋税，几乎提不出任何正当的反对理由。
就落在房客身上的那部分房屋税来说，如果它刚好与房屋的价值成比例，则它便是所有赋税中最公平、最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一种税。在一个人的支出中，房租最能衡量出此人的财力，而且总的说来，也与他的财力最成比例。同直接对收入课税相比，较为公平的还是课征房屋税，因为课征所得税对许多事情是很难或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而房屋税则能毫不费力地考虑到这些事情，房屋税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支付的房租能衡量什么的话，那它衡量的并不是此人的收入，而是此人的支付能力。我们只能根据以下两个理由严重怀疑这种税的公平性。一是守财奴可以逃避这种税。该反对理由适用于所有支出税，只有直接对收入课税，守财奴才无法逃脱。但现在守财奴并不是把财富窖藏起来，而是把它投资于生产事业，因而不仅增加了国民财富，从而增加了一般纳税手段，而且对它课征的税只不过从本金那里转给了所获得的收入，因为只要使用这种收入，就得纳税。第二个反对理由是，某人租用较大、较贵的房屋，可能并不是因为收入较多，而是因为家庭人口较多。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家庭人口多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公众利益来说，应该鼓励减少家庭人口而不是鼓励增加家庭人口。
我国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屋税。城市的地方税全部是房租税，农村的地方税部分是房租税。窗税也是一种房屋税，但却是一种有害的房屋税，等于是课光线的税，由此而造成了房屋建筑上的缺陷。1851年废除了这种税而改征真正的房屋税，但税率要比1834年以前低得多。令人痛惜的是，新房屋税保留了旧房屋税的不公平原则，正是由于课征这种税的原则不公平，自私自利的中产阶级才竭力反对课征这种税。当人们听说象查兹沃斯或贝尔瓦那样的宅邸每年仅按假想的200镑租金课税时，人们当然很忿怒，按200镑租金课税的借口是，维持这种宅邸的开支很大，它们不可能得到更高的租金。也许它们连200镑租金也得不到，而如果以上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向它们课征任何税。但是房屋税并不是要课加在得自房屋的收入上，而是要课加在租房屋的支出上，想要弄清的是一所房子使居住该房子的人花费了多少钱，而不是房子租出去会赚多少钱。当居住者不是房子的所有者，因而不负责房子的修缮时，他所支付的租金便衡量出了这所房子使他花费了多少钱。但当居住者是房子的所有者时，就应该寻求另外的衡量标准了。应该对房子进行估价，不是以它能卖得多少钱进行估价，而是以重建这所房子的开支进行估价，所估得的价值应按期予以修正，减去因破损所失掉的价值，加上因修缮和改建所增加的价值。这种经常修正的估定价值便构成了本金，其利息按国债的现行价格计算，计算出的利息就应该是估定这所房子每年应纳税款的依据。既然低于一定数额的收入应免交所得税，低于一定价值的房屋也就应免交房屋税，所依据的是这样一条普遍原则，即维持健康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应予以免税。为了使单个房间的居住者和整所房子的居住者都公平地享受到免税的好处，应允许房屋所有者按不同房客居住的不同房间分别估计房屋的价值和房屋税，就象现在估计公寓的价值时通常做的那样。
第四章 论货物税
第一节 若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利润上
所谓货物税，通常是指对生产者课征的税，或指对介于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者或商人课征的税。直接向某些货物的消费者课征的税，如房屋税或我国的车马税，虽然也可以称为货物税，但实际上并不是货物税，因为货物税这个词按习惯只用于指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这样一种税，某人缴纳了这种税后，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补偿。货物税或以国内的生产为课税对象，或以别国货物的输入为课税对象，或以国内运输或销售为课税对象，因而可分为消费税、关税、通行税、转口税等几类。无论货物税属于哪一类，也无论是在社会进步的哪一阶段课征这种税，它都会增加生产费用。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费用这个词，这里的生产费用包括运输和分配的费用，一般还包括商品上市的费用。
当生产费用被一种税人为地提高时，所产生的结果同生产费用因自然原因而提高时是一样的。如果只有一种或几种商品受到影响，则其价值和价格将上升，从而被课税的生产者或商人将得到补偿；但假如对所有商品都按照其价值的比例课税，则生产者或商人将得不到补偿，因为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都不会普遍上升。价值的普遍上升是荒谬的，价格的普遍上升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然而，正如麦克库洛赫指出的，由于各行业使用的资本具有不同的耐用性，因而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后，价值会发生变动，有些价值下降，有些价值上升，前面已讨论过了资本的耐用性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工业的总产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用于重置所消耗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是利润。投入两个生产部门的相同资本额应该产生相同的预期利润；如果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比另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所占的份额大而且更为耐用，则该部门每年消耗的资本就较少，需要重置的资本也较少，从而如果两个部门的利润绝对相等的话，前一个部门的利润就将在年收益中占较大的份额。要从1000镑资本中获得1OO镑利润，一个部门也许不得不出售价值1100镑的产品，另一个部门也许只须出售价值5O0镑的产品。如果对这两个工业部门都课征5％的从价税，则后一个部门将只被课征25镑税，前一个部门则将被课征55镑税；后一个部门将剩下75镑利润，前一个部门则只剩下45镑利润。因此，为了使它们的预期利润相等，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上升，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下降，或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上升或下降。相对于使用机器较多的商品而言，使用劳动较多的商品其价值必须上升。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必作更深入的讨论了。
第二节 若只对某些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
课加在某种商品上的货物税，无论是对其生产、输入、运输还是销售课征这种税，也无论是对一定数量的商品课征固定金额的税还是课征从价税，一般说来都会提高该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提高的幅度至少与税额相等。而实际上提高的幅度几乎都比税额高。首先，对生产课税，几乎都得相应地制定防止制造商或商人偷税漏税的限制性规则。这些规则常常给制造商或商人带来麻烦和纷扰，使他们增加开支，为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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