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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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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子或洗衣机等作为抵押来放贷。
家庭的确能从放债者那儿贷到款，但是得付出尊严的代价，因为债主担心其拖欠不还，而且利率奇高，宛如天文数字。正式的银行体系为了防止发生拖欠不还的状况，也会设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依然低于民间放贷者的利率），但是一些政客往往会被阻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称将会压低公立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公民的权益而“战斗”。而压低贷款利率也使得公立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利可图，从而迫使需要贷款的家庭转而求助非正式的、不受国家调控的放贷者。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的确反应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局面。
之前我曾经说过，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外国融资：低储蓄，或者投资额超过其储蓄额。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储蓄会非常少。
低储蓄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很难获得零售贷款，因此他们一般不敢超出预算，而是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与美国金融部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使该国政府很难通过执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来落实惠民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反而履行了本该由银行部门来履行的职责，比如先借款然后给享受优惠的选民进行汇款或补助，以使这些家庭能够扩大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低储蓄的原因就是本国政府背负了大量的国债，并通过借债来完成资助。通常来讲，这些财政赤字是由于给予了有政治上享受优惠的那一部分人过多的补助，这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出于经济考量。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曾经在一个大旱之年，肯尼亚议员们的公务用车型竟然为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每月的基本车补多达4719美元。即便如此，这些议员们还不满意，竟然在议会厚颜无耻地压住缓解旱灾的议案，使其迟迟不能通过，同时以选区路况不佳为由要求提高车补。民众要求议员维护道路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但是议员们提高车补的提案却通过了。在肯尼亚，这不足为奇。这些“公务员”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企业高管，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收入还高。
当政府的贷款超过了可用的国内资源、而不能使用政府间贷款援助时，便转而求助外国的私人性质的放贷者。因为政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获得贷款，所以放贷者会愿意暂时给他们提供资助。然而，某些政府投机心理严重，竟会通过将本国货币升值来冲销债务，或者不停地筑高债台以期赖账。知道了这一点，国际上的放贷者便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便要求债务国使用外国货币来还款付息，因为这种途径不受债务国货币升值或变贬值的影响，并根据债务国负债水平来缩短还款期限，以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将贷款收回。
因此，已经无力向国内民众贷款的民粹主义政府，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便转而求助外国放贷者，而不是选择控制开支。因此，外来贷款的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知道了这一点，外国放贷者便要求保护措施，贷款的政府为了提供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得牺牲国内现有债权者的权益，比如，负债过多的政府以外币形式借的债越多，最终其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这样才能弱化国内债权者要求还款的压力。此外，因为外国放贷者提供的都是短期贷款，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会把他们吓得拒绝给予政府任何资金。问题更大的是，放贷者本国内部环境的改善，比如利率上扬，将导致外国放贷者大量抽回资金。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这些因素兼而有之。当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的六年执政期将满。按照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贯作风，他大肆扩大支出，以取悦于选民。1991年到1994年之间，储蓄额降低的幅度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在新增支出中，政府新增支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在2004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在大量需要外国融资的时候，墨西哥国内的政治事态趋于恶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愤怒的农民开始武装反抗政府，同年晚些时候，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多纳多？克罗西奥被暗杀。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94年不断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从3％提到到5。5％），导致许多美国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抽回美国。
正当外国投资者在为是否要出资帮助墨西哥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而犹豫不决时，墨西哥政府开始将其以比索偿付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了基于特索债券（Tesobono）的形态。特索债券（Tesobono）是一种短期债券，与美元挂钩，将使投资者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是，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云谲波诡，这样的举措也不足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纷纷开始抛售所持有的债券，将比索兑换成美元，逃离墨西哥。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随之耗尽，及至下届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就职之时，一场危机已经充分形成，愈演愈烈。最终，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墨西哥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给予其一大笔贷款，持有特索债券的投资者得到了偿付，但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危机，而那些持有以比索偿付的债券的债权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是一场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危机，其内在的动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与之不同。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某些国家虽然拥有不少储蓄，但投资过热；其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内部的私营部门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弄清楚当年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企业是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是如何进行投资的。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我在前面提出，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尽管某些贷款者享有优惠政策，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补助，但是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这些经济体中，企业追加的投资，往往是来自企业本身的资源，比如，销售额和利润提高所产生的资金。对那些与银行有着良好联系的企业来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减少从银行的高息贷款。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在银行部门没有关系的小企业来说，高息贷款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企业总是只有在实现快速发展之际才会利用自身积累的利润大幅扩大投资。有利于生产者的战略有利于实现这种增长，因为经济体中的剩余资金被直接分配给生产者，提高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样就绕开了家庭或者不能有效放贷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规避了了曲曲折折的复杂程序。
这样的一种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利的。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有较好的投资机遇，在现有业务上追加投资的资源就比较多。因而，盈利推动投资，使得国家或银行免于做出政治性投资决策。当然，这样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企业会继续追加投资，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利润消失。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小国家，世界市场往往足够大，使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生产能力过剩则是一个明朗而切实存在的危险因素。
为了缓解这类问题，企业会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韩国的财阀，即广泛涉足建筑和电子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以及印度的家族式企业集团，比如主要从事钢铁和汽车制造的“塔塔”与业务遍及水泥和移动电话等领域“伯拉”，基本上都承担了与银行类似的角色。他们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立资本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经常存在企业政策的焦点不在企业集团的问题，导致很多公司历史上辉煌一时却如昙花一现，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立顿工业公司，但是，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却被证明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另一个选择，即依赖金融体系融资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太大。
当然，如果企业想是想真正的快速增长，内部基金是不够的。另外，刚刚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也需要融资。快速增长的新企业便转向国内银行来贷款。如果国内储蓄不足，它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国家是企业所采取的做法。
投资过度与1998年东亚危机
我们已经了解了东亚各经济体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之后，便开始增加投资了，其资金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规模流入的外资。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为例，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从1998年29％的高位增长到1996年的42％。
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根本无力进行如此高水平的投资行为。野心勃勃的公司梦想着引进硅片制造设备、设立石油化工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1995年12月，泰国成立了一家投资12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是由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和泰国阿尔华特集团共同出自筹建的典型的合资企业。这个半导体工厂的制造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计划生产16兆及64兆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其产品由得州仪器负责购买。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面积为4000英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名为阿尔华特科技城，以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竞争。这一愿景是很宏大的，但也许有点过于宏大而脱离实际了。
在最初发挥了信贷分配及建立强大的国营龙头企业之后，东亚各国政府便从信贷分配的业务上撤了出来，因为企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也日益复杂。信贷分配的任务便下放给了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在以往曾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来克服了不利于贷款的因素，比如强制还债的困难。通过与定期拜访和会见客户。这样的做法能够使银行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的作用。此外，鉴于外人接触这些信息有一定难度，银行便对贷款者有了一定的控制。借款者担心银行会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以及其他银行也不肯贷给他们，所以，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还本付息。
这样的关系有很大的代价。银行不能轻易地给现有关系圈之外的人提供贷款。而且他们所支持的企业客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早就该倒闭的企业。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事情。企业的做法是不透明的。企业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和交叉持股公司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现金流状况也是不透明的。很难评估一个企业与银行或政府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也无法准确估计其能够或明或暗地得到的贷款金额的多少。此外，万一公司发生破产，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其他投资者在要求公司财产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先权也不确定，而且缺乏一套明确的、有效执行的破产法规，这都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企业投资的增速超出了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水平，他们便不得不转而求助外国资本。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银行，这些银行对申请贷款国内部的企业知之甚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在法庭上通过强制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内的银行都与企业都着密切的联系，而国外的银行与国内银行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企业长期贷款，不愿承担企业可能会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带来的风险。
外国放贷者通常会同意以外币的形式给予短期贷款，通常不是直接贷给公司，而是先给该公司所在国家的银行，然后通过该银行再转贷给需要贷款的公司。贷给国内银行实际上把政府也拉了进去。因为，除非政府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关门大吉，否则一个健康的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陷于困境的银行，从而也救助了给这个银行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其他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也加入进来，成为资产组合投资者，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问题萌芽之际抛售并撤出这个国家。
公司从国内有关系的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往往是以外币的形式。因为银行想要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企业来承担。企业也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以外币的形式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起来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当资金不足、政府指导借贷的时候，大型项目往往在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之前就经过了认真审查。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享有使用资金的特权，并获得过多的利益，至少还存在一层监督。另外，企业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因为一旦拖欠不还，将失信于长期合作的银行，这意味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了。但是现在，由于国外放贷者的资金充裕，而且这些国外的放贷者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很少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各投资方竞相放贷，国内企业也不用担心被国内银行永远拒之门外了。企业开始变得不谨慎，国内银行掌握着过多必须贷出去的资金，也无奈地放下了高傲的架子，希望企业能够从自己这儿申请贷款，完成放贷指标。
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商品房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虽然社会关系良好的精英和投资者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多利益，但最终经济崩溃的风险却要由政府和当前及以后几代国内的纳税人来承担。外国融资其实是私营部门将系统性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进而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途径。
少数几个政府的行为就是这一问题得最佳明证。比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中包建设括巴贡水坝（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综合办公大楼的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大楼之一）、超现代的机场以及在吉隆坡附近建造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名为布城（国王之城）。马哈蒂尔的宏愿具有法老式的特点：当我最近经过吉隆坡时，巨大的机场虽然基本上没有了飞机的轰鸣和熙攘的乘客，维护得非常好，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壮观，不愧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但一般来讲，政府的过度支出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前面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情况与之类似），错就错在私营部门投资过热，其资金来源是外国贷款。这些外国贷款轻而易举就能取得，因此用起来有失谨慎，并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导致破产现象发生的典型因素包括借助短期债务进过度投资，以及外国货币错配的风险。这两大因素俱在时，危机一触即发，唯一欠缺的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这根“稻草”来自两个相关的方面。
首先，野心太大的投资项目告吹。截止1997年初，阿尔华特因为债台高筑而流于崩溃，当时其所建造的存储器工厂尚未完工。阿尔华特原本是家小型的家族式企业，在经营半导体工厂方面的经验有限，这种经验的欠缺在其投资过程中便显现了出来。工厂的建设进度也一再延期，因为厂址选择在了一块儿湿地上，混凝土桩必须打得非常之深才能保持大楼的稳定，这样的做法代价又很大。并且那儿没有清洁水或能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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