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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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林徽因赞同地说：“太对了！我刚从重庆回到北平，看着大街上的人，心里就难过。
一个个全是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样子，从台面上大人物，到饭馆跑堂的，都显出一副疲倦和退化现象，真让人失望。“
萧乾还谈到他在一个读诗会上，见到大诗人艾略特的情景。当时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正担任着伦敦防空巡逻员。读诗会的主持者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艾略特的：“艾略特先生昨晚刚刚值完防空巡逻班，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值，他读诗的时候，要是突然打起盹来，大家要多多原谅，不过你们可别打盹。”
那个晚上，艾略特朗诵了他创作的《保卫群岛》、《小吉丁》等几首反战诗篇。
萧乾被艾略特的朗诵深深感动着。他无法把眼前的艾略特同那个头戴钢盔，走在巡逻路上的艾略特联系起来。
萧乾接着又讲了他以驻英国专职特派员的身分，奔赴前线采访的经历。那时盟军向莱茵河日夜逼近，直捣希特勒老巢，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的军装，是美式黄哔叽校官服，高而发亮的黑色马靴，一件黄呢大氅，怀里揣着随军护照，上面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在战场采访中，他遇到了作家、记者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自愿参加救护队，当驾驶员，在意大利战场受过重伤。“二战”期间，他曾到中国采访。在欧洲战场上，他像一名战士一样，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曾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悄悄离开部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凯旋门附近歼灭德军，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巴黎战役结束后，海明威因私自参战，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那个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在一个酒吧间里，独饮独酌，喝得很痛快，喝一口酒，便用手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萧乾说：“那个时候，我想到艾略特在炸弹的爆炸中，英勇地执行着民防队员的职责，还有这眼前的海明威，他拿起武器，同法西斯面对面地交火。我也想起了远在祖国的朋友们，其芳、之琳、丁玲还有你，也许那个时候，你们正冒着日军轰炸的硝烟，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和考察的路上呢。”
林徽因说：“提起来真让人伤心，那个时候，我病在李庄。天津发了大水，我们撤退前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的图片和资料，涨水后全部被淹毁了，这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听到那个消息，我跟思成抱头痛哭，把孩子和妈妈也都吓坏了。”
说着，林徽因又饮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我坐着汽车，沿‘希特勒公路’开往前线，一路上全是载着白色符号的难民，还有一车车断臂残腿的战俘，遍地是弹坑，遍地淌着鲜血，有好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大地躺着无数骡马的尸体，还有被击毁的坦克，满地是被射穿的钢盔。
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我们的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围上来看热闹，青年人则立即走开，投过仇视的目光，在一些老年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傲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战争。德军投降后，我到美国报道联合国会议，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我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
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因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在白色的世界里

只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了。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纯朴，总是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为徽因减轻些负担。一直到大表姐离开的时候，徽因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始终没说出来。那天早晨，徽因无力走下病榻，只是隔窗望着大表姐离去的背影，大表姐没有回头，林徽因知道，那是怕她看到那双流泪的眼睛。
那天晚上，林徽因怎么也睡不着觉，她随手拿了一张纸，把给大表姐想说的而没说的话、把无限的凄凉全部倾注到稿纸上：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
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里暂挂，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继续；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
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写完《写给我的大姊》这首诗，林徽因仿佛完成了一种诀别，了结了对人生的一份依恋，她觉得怅惘更加深重了。
在这些苦闷的日子里，写诗是她唯一的慰藉，仿佛只有用诗句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这段日子她写了很多，每首诗都是当时心境的反映。如《六点钟在下午》、《人生》、《展缓》奇#*网收集整理、《小诗》、《恶劣的心绪》等。
她这样写生命的无奈：当所有的情感都并入一股哀怨如小河，大河，汇向着无边的大海，——不论怎么冲急，怎样盘旋，——那河上劲风，大小石卵，所做成的几处逆流小小港湾，就如同那生命中，无意的宁静避开了主流；情绪的平波越出了悲愁。
——《展缓》她这样写命运的渺茫：感谢生命的讽刺嘲弄着我，会唱的喉咙哑成了无言的歌。
一片轻纱似的情绪，本是空灵，现时上面全打着拙笨补钉。
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如今黑压压沉下现实的真相，灵魂同饥饿的脊梁将一起压断！
我不敢问生命现在人该当如何喘气！经验已如旧鞋底的穿破，这纷歧道路上，石子和泥土模糊，还是赤脚方便，去认取新的辛苦。
——《小诗》之一她这样写人生的匆忙：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颠倒密切中牵连着你和我，我永从你中间经过；我生存，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则是我胸前心跳里五色的绚彩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这些日子，她生活在自己诗意建构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灵魂，才能接近那些像预谋幸福一样，预谋死神的先哲。
在心灵的路程上，落日的景象决不仅仅是辉煌，林徽因觉得她走得已经很疲惫了，一双腿再也承受不住一个影子的重里。
有一些东西是她一生苦苦追寻过的，有一些东西却看它在岁月的指缝里流逝。生命就是这样，当你想回首的时候，你来的路上已消失了全部的风景。
这年夏天，梁思成回到北平。一年来，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同时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参加了设计联合国大厦建筑师顾问团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现代建筑权威人物，如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他还考察了近二十年的新建筑，同时访问了国际闻名的建筑大师莱特。格罗皮乌斯、沙理能等。
在美国，他会见了老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并将在李庄时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委托费慰梅代理出版，后因印刷成本高，而没有找到出版人。1948年，留英学生刘某为写毕业论文，将书稿带到马来西亚。直到1979年，这份稿子才辗转找回，并经费慰梅奔波，1984年在美国出版，获得极高的评价。
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匆匆结束讲学，提前回国。
林徽因的肺病已到晚期，结核转移到肾脏，需要做一次手术，由于天气和低烧，也需要静养，做好手术前的准备。
对于林徽因来讲，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
梁思成回国后，又恢复了他作护士的角色，除去讲演外，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她。
他在美国为徽因和亲友购买的礼物中，最受大家赞赏的是克劳斯莱牌汽车，它成了林徽因天赐的礼物，她可以被轻松地载去访友或把朋友接来看她。
秋凉以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她被安排在西四牌楼的中央医院里，这是民国时期建筑的杰出创造。集民国、袁世凯式、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帽子、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生命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僵滞着，没有流动，没有亢奋，只有这白色的刺眼的安静，煎熬着灵魂。她无法拒绝这些。她现在觉得多么需要有一只手，把她的绝望稍稍阻隔在命运之上。然而，生活却像两个走得不一致的时钟，内心的一个在没有节制地奔跑，外部的一个却早就停止不动。除了这两个互相分裂的世界，她不知道自己还拥有什么。
尽管她对这白色的煎熬已不陌生。
这个时期，她写了《恶劣的心绪》：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沉默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这种恶劣的心绪，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她隐隐觉得，生命的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她这时才感到了命运这只手的强悍。乎是她早已期待过这样的结局了。生命像一个圆，从一个点出发，最终又会回到那个点上去，谁也无法逃避这种引力。
通货膨胀的火还在无声而凶猛地蔓延，市场上的菜蔬几近绝迹，偶尔有几个土豆挑子，也会立刻被人抢购一空。为了给林徽因补补身子，梁思成开了车，跑到百里外的郊县，转了半天，才能买回一只鸡。
10月4日，林徽因写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费慰梅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在院里，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今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这年12月手术前一天，胡适之、张奚若、刘敦桢、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莫宗江、陈明达等许多朋友来医院看她，说了些鼓励和宽慰的话。
为防万一，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
在推上手术台之前，她淡淡地投给梁思成一个无言的微笑。
她躺在无影灯下，却看到了命运拖长了的影子。她似乎觉得自己走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沿着一条隧道进入一个洞穴，四周一片混沌。
不知过了多久，她隐隐听到了金属器皿的碰撞声。

前夜

冬天和春天一起来到了清华园。
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方兴未艾。11月6日，学校开始总罢课，饥饿迫使温文尔雅的教授和莘莘学子不能再沉默了，他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自己的宣言：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仁除了普遍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有的弄得精神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我们现在除了采取积极行动，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别无其它办法。
整个清华园前所未有的沸腾起来，就连烧开水的锅炉上也写着：“火说：烧死法西斯细菌！”的标语。全校师生员工频频举行演讲会，第一次喊出：“只有反抗，才能生存”的口号。
与此同时，北平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也随之开始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学校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警署还组织了海淀政府的“人民服务大队”，这些都是被保长挨户抓来的壮丁，每人发一根木棒，号称“棍儿兵”。北平特别厅发出逮捕进步学生的通令之后，清华园被反动军警和“棍儿兵”包围了数日，特务们还在西校门外的围墙上书写：“消灭知识潜匪”的大字反动标语。校园被围之日，清华园内粮菜来源随告断绝，学生和住在园内的教授们只靠一点咸菜和几个辣椒过日子。
生命的奇迹又一次回到了林徽因身上。肾脏切除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后身体也在慢慢复原。然而，她被眼前这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激动着，无法安静下来。白天“民舞社”的学生在胜因院的小广场上演《白毛女》、《兄妹开荒》，晚上就有特务、“棍儿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