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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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费正清因感冒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庄写的诗给他与陶孟和读。
让他们惊奇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因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因、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因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作一番详细地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参观傅斯年位于僻静寺院的图书馆之后，费正清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了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斯宾克县的传教士詹森博士，尔后与陶孟和重登小火轮返回重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8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好像陷进古井里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阳光。可是梁思成当时不在李庄，在重庆正与两位年轻的作家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
林徽因庆祝的方式是极其特别的，她拖着病骨支离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四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回到李庄镇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宝宝和小弟朗诵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宝宝和小弟看到将要随父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平了，也雀跃起来。
随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静起来。
然而，林徽因看到和听到的消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虽然日寇已经投降，可是歌乐山上空依然是战云密布，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
1946年1月，她从重庆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
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灼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在这同时，林徽因为另一桩事心情一直很沉重。营造学社经费来源完全中断，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刘敦桢与陈明达已先后离去，留下的也人心散乱。梁思成觉得，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营造学社同仁数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系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战后最需要的是培养建设人才。
他们一家商量着，先到重庆看看病，再到昆明会会老朋友，建议西南联大负责人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搭乘史语所一辆去重庆的汽车，一大早就上路了。去之前，史语所的朋友们劝她：“林小姐，还是到协和医院去治疗吧，重庆毕竟不是北平。”
到了重庆，她大部分时间呆在中研院招待所里，那时费慰梅来华在美国大使馆当文化专员，继李庄相会不久，她们又第二次在重庆见面。费慰梅有时开车带她到城里去玩，有时开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小弟，有时开车到美国大使馆食堂一同就餐，有时到她和费正清刚刚安顿下来的家里小坐。在重庆，费慰梅还请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大夫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检查了她的病情。当她的身体允许的时候，费慰梅还带她们全家去看戏和电影，林徽因和儿子小弟还参加了马歇尔将军在重庆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在那里见到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基督教将”冯玉祥等名人。
后来，他们又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再次检查，梁思成说，咱们一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下，回去路上心里也踏实。
X光检查以后，医生把梁思成叫到治疗室说：“现在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梁思成如五雷贯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不知怎么和林徽因走出医院的。
林徽因却很坦然，安慰梁思成：“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回到北平，很快就会恢复过来。”这话如一把刀子扎在梁思成心上，全身每一个器官都在流血。
在重庆他们商定，梁思成先回李庄处理北返事宜，费慰梅同林徽因乘机去昆明。
重访昆明的住所是军阀唐继尧后山上的祖居，那祖居的窗户很大，有一个豪华的大花园，几株参天的桉树，枝条垂下来的芳香随风摇曳。
长期的分离之后，又有张莫若、钱端升夫妇、老金等老朋友聚集在她的身旁，她欣喜若狂，床边总是缭绕着没完没了的话语。
这年2月28日，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报告了她昆明之行的情况：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三件事，至少有一桩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11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
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各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的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徽因的呼吸和脉搏有不良的影响，但她周围有许多老朋友为她作伴，有看不完的书，还有女仆和老金热心周到的照顾，她心里感到十分惬意。
林徽因给费慰梅还写信讲述了住在唐继尧“梦幻别墅”的感受：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
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会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里来，由外面摇曳的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天黑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的。
梁思成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梅贻琦答复，首先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开办建筑系，并聘他为系主任。梅贻琦还告诉他，清华大学不久就要返平，让他也做好回去的准备。
这年7月，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因、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由重庆顺利地回到北平。

重返北平

阔别9年的故都，又重新走回林徽因的梦里。
她在心中多少次勾勒过的北平的景象，却变得扑朔迷离。铺天盖地的太阳旗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酒幌一样的青天白日旗，经幡似地在每家的门楣上招摇着。
林徽因如坠五里云雾，向过路的人一打听，原来今天是教师节。北平政府正准备举行八年来的祭孔大典。
空中飘过悠扬的鸽哨，连年的战火，却没有让这些带翅膀的和平天使，失去自己的天空。
前三门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卡车隆隆驰过。钢铁的庞然大物，半罩炮衣，裸露着粗大的炮管，金属的冰冷仿佛要冻结盛夏的阳光。骄横的士兵们坐在炮车上，向街上的人打着口哨。
林徽因带一双儿女，站在“信增斋修表店”的屋檐下，看着这纷乱的街景，她不明白，大成至圣先师重新被邀请到这座故都，虽然没有异族的刺刀对着他的胸膛，然而这满街的炮车，不知该让他怎样“发乎情，止乎礼义”。她殷殷感觉，血与火的搏杀就要开始了。
回到北平之后，他们把家安在了清华大学的宿舍。梁思成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很快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国统区的钞票长了翅膀。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猛涨到2600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因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也有标语写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另一个壁报上呼吁：“向炮口要饭吃！”
这时，上海、南京等地也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由南而北，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开始罢课，高音喇叭播送着学生的罢课宣言：“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了我们的书本。……一切根源在于内战。内战不停，则饥饿将永远追随人民。”
林徽因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们一家浪迹萍踪，整整9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刚刚踏上故土，贫困和饥饿，如影子一样又跟随他们而来。
她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痛苦又在苦苦地折磨着她。
1947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因。来之前，他曾接到林徽因的信：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
当萧乾来到清华园林徽因的寓所时，老远就望见她的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位病人，遵医嘱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
一进门，萧乾轻轻喊了声林小姐。
林徽因从屋里出来，紧紧握住萧乾的双手，眼里储满了泪水，惊喜地大声嚷着：“秉乾，快进屋，干嘛这么轻手轻脚的。”萧乾指了指门口那块木牌。
林徽因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萧乾从他初到英伦时讲起。
当时德军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如一座一点即爆的火药库，一场大战必将爆发。这期间，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推荐，邀萧乾前往担任。《大公报》总编胡霖也很高兴。他设想萧乾可先去东方学院教书，同时注意欧战动态，给《大公报》撰写稿件。萧乾去英国的路费也是《大公报》提供的。他在伦敦大学办公的地方，据说是弥尔顿当年在剑桥读书时居住的宿舍。
林徽因兴奋起来：“秉乾，你真幸福，我很崇拜弥尔顿，他的《五月晨歌》写得那么动人——欢迎富丽的五月啊，／你激扬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林木、树丛是你的装束，／山林、溪谷夸说你的幸福。／我们也用清晨的歌曲向你礼赞，／欢迎你，并且祝你永恒无边！”
萧乾又讲起了欧战开始的遭遇。
那个时候，伦敦大学已由剑桥搬回伦敦，正好赶上德军飞机长达一年的大轰炸。萧乾谈起他目睹过的英军和德军的空战。那个下午，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这一天是9月15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萧乾同房客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他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学着：“‘啊，天哪，他们交上火啦。’你看，这哪像广播战争新闻，简直是在广播一场有趣球赛。”
林徽因说：“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我在英国读书时，跟克伯利克先生一家去南海边度假，路上克伯利克让人偷走了盛钱的手提箱，那老先生耸耸肩说，火车还没下，帮忙提箱的人早上来了。”
萧乾说：“是啊，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豁达乐观。希特勒派飞机撒的传单，也让英国人作了募捐的工具，他们把那些劝降的传单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几分钟就能收十多个英镑。后来每张贵到五个先令，收集者又出了新花样，看一眼就要付一便士，这下集资就更多了。”
林徽因大笑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林徽因赞同地说：“太对了！我刚从重庆回到北平，看着大街上的人，心里就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