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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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上高帽子，神情卑怯慌乱，后排的几个青年却不禁纵声笑了起来。
这时，有人从后面角落站起来，这自然是事先组织的，他们手里高举毛泽东红宝书，那是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需要对，作高举时用。他领导全体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陶方！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霎时，一切喧闹声笑声都煞住，大家都起身高呼口号，手中挥着语录本。我没带语录本，生怕被人发现，只得讪讪地慢吞吞拖延着。令我深觉不解的是，陶方竟也跟着与反对他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口号。这时，我便把我身边的扇子、提包、水瓶、杯子等一一收拾好，放在长凳上，然后站了起来，其时其他人已停止喊口号并坐下来了。所以，我只得重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起来，方可坐下。挨着我坐的一个人看不惯我的样子，把身体挪开我一点，好像怕我的不良行为会玷污他似的。
当群众开始愤怒地声讨并斗争犯罪分子陶方时，他被一把揪下椅子，在他低头下来时，不慎把那顶高帽子丢落在地上。那些学生又发出哄堂大笑。陶方恐惧地看看主持会议的人，显然，他怕被指责为故意的。当另一个人把帽子拾起放在桌上时，他才松了口气。
那会议主持人，鼓动公司其他职工，包括早晨来我家的两位，及其他一些在陶方所在的金计科工作的低级职员上来发言。他们依次上台表示他们对陶方的愤怒和仇恨，重复了上午会议主持者对陶方所揭发的一些内容。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内容，事先都是领导指示的，他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按上面布置的去说，如讲不同的内容，便是批判不深入。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那些老职工对陶方批判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获准发言的都是工人和低级职员，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他们只是低头静静地坐着。
最后，会议主持人又发言了。他告诉大家，陶方经过运动积极分子几星期的教育帮助，最后已承认了错误，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对着陶方，以一个粗暴的教师训斥一个顽劣的学生般口气对他说：〃这是事实吗？是帝国主义者用高薪收买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为了他们给你的高薪和金钱，出卖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他们干了不少肮脏的勾当，是这样吗？〃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等着听陶方的回答。但他并未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只是沮丧地点点头。
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以金钱出卖了灵魂〃实在太愚蠢了，这样，将引来他们要求更高的揭发，最终使他自己无法解脱。我认为最好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解释，亚细亚公司在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之所以能依旧按从前的薪永支付给上海职工，只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此不加干涉，当然公司也就不对职工削减薪水。他还可聪明地说（如此对方就难以反驳了）：为外资公司服务，也和国家机关企业其他职工一样，并不影响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现在，陶方作检查。〃那人宣布道。
陶方仍是那沮丧不振的样子，眼睛也不往人丛扫一扫，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毫无表情地低声读着准备好的检查。他虚心地承认了大会对他所揭发的全部罪行，也承认他之被打倒，是因为他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他痛悔为外资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他的一生。他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所蒙蔽，为受亚细亚公司优厚待遇的奴役而感到羞愧。他恳求无产阶级的宽恕，并给他改造的机会。他也提及，他儿子是党员，是国家培养他出国深造的。他自己生活的堕落，是对政府忘恩负义的表现。他向大会表示，决心认清外国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反对共产党中国的阴谋，并努力揭发他们的卑劣手段，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痛改前非的决心。他说他正在写一份详细的认罪书以交代他在亚细亚公司所犯下的罪行。
他在发言中过分强调了对自己错误的谴责。她的嗓音是时时颤抖的，有时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当他翻动发言稿时，双手在索索发抖。我相信他这样的紧张并非因为恐惧，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未犯啥罪，毕竟亚细亚公司在中国设立机构，是政府允许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同时我也清楚，我们公司是谨慎正确地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办事。对这点，陶方也是十分明白了您的。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还有人在继续呼口号，但大家都已涌向门口。
刚刚企图阻止我回家吃午饭的那人又在走廊里等我。他对我说：〃你来一下，有几位同志要和你谈谈。〃我跟他们来到一间教室，那里课桌椅都给翻堆在一个角落里，那会议主持者和另一人坐在讲台边，那边还有一只空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刚才大会的内容都听到了吗？〃那会议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的。〃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但我也不愿说阿谀他们的违心之言。所以我就问：〃我能向你们请教一下我今天一天所想的一些问题码？〃看上去他有点不快了，但嘴上却说：〃你讲！你们代表哪一个组织？是谁授权你们召开这样的大会？除了过去公司的职员参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显然他对我问及的〃权利〃而感到不悦，但还是努力克制着。他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这会议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授权召并的。〃我要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说这是一场清除中国社会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阻力的大革命。他重复了经常运用的毛泽东话录，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例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我并未觉得我有啥不对。〃我说，在我的语调中，表示出对他这样的话的惊讶。
〃可能你再三考虑后就会改变态度的。〃另一个人说，〃假若你要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有什么可包庇的？帝国主义的每项活动都记载在我们的史册里。〃我回答。
那人提高嗓门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管过去的事，我们只谈目前，关于你供职的公司，陶方已承认一切罪行。我们知道，亚细亚上海办事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知道，你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所扮的角色。别把我们当作傻瓜。我真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据我所知，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从未做过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有公安部门，要有什么错误，当然早就会被发现了。〃他俩蹬大眼睛看着我，几乎同时叫出来：〃你想包庇帝国主义分子！〃我愤怒地说：〃你们误会了，我不过把事实讲讲清楚，我了解他们。我为何要包庇他们？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英国总经理也已走了，没有人需要我庇护。是呵，英国总经理已走了，但你仍在。你像他一样了解一切情况。你丈夫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他死后，你接替他入公司，你肯定知道一切内情。正因为找了解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讲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妥之事。〃我说。
另一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建议你现在回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要找你时，会通知你的。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外边，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了，一阵微风迎面拂来，令人十分舒适。我决定步行回家，这样既可活动一下身子，也可思考一下问题。
当我走过第一医学院时，我看见我的朋友薇妮，从半闭着的大门中挤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她的同事。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她与我一起结伴回家，因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薇妮问。
〃我刚才去参加一次批判会。我被责令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是否因为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的原因？快说给我听。说来话长，上我家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问。我很想听听薇妮的意见。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是很有经验的了。
〃好吧。我等一下在你家打个电话回家，这几天亨利都回来很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当教授的，总得付出代价。教授永远是运动对象。〃薇妮说。亨利是她丈夫，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
〃亨利有啥麻烦了吗？〃我急切地问。
〃没有！谢谢上帝，还没有。〃薇妮回答着，从提包里摸出把梳子梳梳头发。〃你的佣人看见我这样蓬着头发来吃饭，会吓昏的。〃她虽已年过四十，有了三个儿子，但仍保有一个苗条的身材。虽说她穿着一身与她极不相称的人民装，然而仍显得十分俏丽。她必须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医学院的英文和拉丁文教师那样。她自获得新英格兰女子文学院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便和她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亨利被聘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升为系主任。但在当时高速度的通货膨胀下，教授的工资无法赶上物价的上升，为了贴补家庭开支，薇妮经常给上海的欧洲侨民教授中文。他们切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无力管理战后的经济问题及学院的改革。因而他们由衷拥护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以求获得安定和平。
在那时，因为国民党封锁共产党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上海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年前，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唯一来源，就是不时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和作家对解放区的光辉报道。他们中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被共产党领导人诚恳态度及严肃纪律所感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党大力宣传，许诺要在解放以后进行和平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及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一切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热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
上海解放后，政府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一九五零年薇妮便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师。次年，为了统一管理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薇妮和亨利突然醒悟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未受牵连，但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地反省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亨利还要对建筑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及教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反复写批评性的自传。经过这一阶段的惩罚和屈辱的考察，亨利被认为不适宜继续任建筑系主任。因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讲课，中国的一些传统工作方法及西方的建筑设计，被藐视地称为封建的和腐朽的。
虽然思想改造运动在一九五一年结束了，但大学各级组织都派驻了支部书记。他们全面管理教工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当过教师。亨利和薇妮住在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接受了他们支付的薪水，按照党领导的指示工作。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活跃又富有想象力，对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的青年，在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迫害下，变成了一对教育机器。但他们还属幸运儿，全国有许多大学教师，情况比他们还恶劣，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竟被清除出学校。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困境，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试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薇妮和亨利得以分配到一层较宽敞的公寓，该公寓就在我住处附近。工作上也少了些约束。薇妮经常来我家，借阅一些我能从香港及英国办事处进口的杂志和书籍，或来我处享受一番立体声音乐唱片。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各级领导都鼓励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也有发牢骚的。但薇妮和亨稍却克制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未被波及。当时，不少提意见的成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失去公职，作为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降级降薪，这使全体知识，分子胆颤心寒，使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薇妮和我抵家时，未及我举手打铃，门已开了，原来老赵一直在门口焦虑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我女儿已来过电话，说是不回家吃晚饭了。
〃请关照厨师，黄太太今晚在此吃晚饭。〃我吩咐老赵，一边带了薇妮上楼去了。
老赵在餐桌上安排好两人的西餐，桌上铺着白亚麻绣花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颜色的荷兰石竹花。
〃厨师说，菜是炸鲑鱼和新鲜色拉，可以吗？〃老赵问我。我通常中西菜轮换着吃，以厨师在菜市上能买到什么菜决定当天的菜谱。
我转向薇妮征求她意见，她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吃'鲑鱼'。〃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你听说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吗？〃薇妮对我说。
我感蓟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位画家为人民政府赚了不少外汇，政府以低价收买了他的画，然后在香港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价格出售。
〃他被指控宣扬西方腐朽文艺。但更严重的是，他里通外国，并给来访中国的外洋船船长递送情报。他家所在的里弄干部看到，常有外国人上他家去。呵！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我可肯定，那位船长是来他家买画的。〃我说。
〃许多画家都出问题啦。你的老师鲍小姐也受批判了。说是有一次她画腊梅树，她让上面的花枝都是往下垂的，没有往上攀，这就影射共产党要灭亡。〃我放下刀叉，对薇妮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古代画家描绘梅树，总是挂在悬崖上往下垂的。这并不是她发明的。你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从未见过名家的画。美术部门中不少领导，根本都不懂画；也不要求他们具有区别水彩画和石版印刷的能力。〃我们的话题都是不愉快的事，因此影响了我们的胃口，使我不能公正地评价我的厨师给我准备的可口晚餐。
当我们在起居室里饮茶时，我对薇昵讲述今天参加批判大会的情况。她沉吟了一下，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可能你也要和我们同等待遇了。因为不会有一个海外人士会知道你的情况。你看他们要我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恐吓你。我可不是那么答易给吓倒的。我想他们不了解你。他们只知道你很富有，养尊处优，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你可能会害怕的。大概他们低估了我们的胆量了。他们要恐吓我什么？目的是啥？在这节骨眼上，一切都难说。不管怎样，你总归要作好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