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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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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 ※ ※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 ※ ※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 ※ ※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 ※ ※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究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是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个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那个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头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了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权，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是刚刚恢复神智，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过兮福所至，福兮过所依。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 ※ ※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联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
见她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着自己及时地醒来。
立刻让她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她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
不过其它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终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她一撤销了输液，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就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他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
“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全脸面，委曲着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
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装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她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 ※ ※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她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得很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地往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的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地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她到走廊里去，妈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去。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个脚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的很利索了。
很快她就行动自如了。
下地后的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或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呦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她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妈这时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那时她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她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 ※ ※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
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苔。
※ ※ ※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是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耷拉起来长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让那眼皮遮得不见庐山真面目。
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
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 ※ ※
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她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早年是她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以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
“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她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去的多远、多久，她都默默地隐忍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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