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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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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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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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
　　　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
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
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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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
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
　　　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得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害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
　　　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母亲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位是中学时代一个姓付的同学。
　　　这两个人都是品行极好、忠厚老诚的知识分子，后来全都当了高级工程师。其中一个下落不明。提起他，妈老是痛惜他说：“恐怕早死了，他得的一定是肝癌。”另一个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了他的学业，跟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如此，老死他乡，我也不会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释的谜。
　　　记得有个中学时代的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
　　　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贫血得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候……
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
　　　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
　　　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便只好自哀自怜、心生怨气……
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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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做自受地选择了这种生活，并且没有本事解脱不说，还把这种生活强加给妈，让她成为这种生活的受害者。
　　　在生人面前还能做个谦谦君子，忍而不发。在妈面前却忍不下去、也不忍了。
　　　知道不论跟谁都得进入角色，只有跟自己妈才不必着意“关系”，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干脆说，母亲就是每个人的出气筒。
　　　只要妈多说我几句，或是不听我的安排，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来说去，就来火了。即使为了她好，也做得穷凶恶极。
　　　其实八十高龄的妈并没有给我多大负担，很少需要我的照顾，尤其我在先生那边克尽妇道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饭，还要张罗我们的日子……更不要说她前前后后带大了我、又带大了唐棣，我们两代人都是她千辛万苦、东刨一口食，西捡一块布养大的。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让我尽了一点所谓的孝道，最后还不落忍地匆匆结束了这种依赖我的、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日子。
　　　妈从来没有累过我，倒是我把她累了一辈子，是我把妈累死了。
　　　就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访三周，知道妈舍不得花钱吃水果，特地把买水果的钱留给小阿姨，让她必须定时去给妈买水果。回家一看，妈还是把这笔买水果的钱收回了。
　　　见我急了眼，她分辩说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
我打开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吗？都是些烂橘子！
　　　五月，在中国这种不注重保鲜技术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节吗？那些橘子干得成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妈的便结就会更严重。我大发脾气，把那一兜橘子“哐”地一声扔到了墙角，还把妈的手杖摔断了。
　　　我说：“妈，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让我少操些心，我让您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我就会少磨几次嘴皮子、少受许多累是不是？您看，为了这样的事，我们三天两头就得吵一次。”
　　　一见我发了火，妈就摩挲着我的头和我的脸说：“好孩子，别生气了，妈改，妈一定改。”
　　　可是过不了几天，她又不听招呼了。我又得大发一次脾气不可。
　　　我知道妈是为了给我省钱，哪怕省一分也好。她总觉得为我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她省一分，我可不就少挣一分、少累一分吗？
　　　我急扯白脸他说：“妈，您再省，我也发不了财。您就是不吃、不喝。一个钱不花，钱也剩不下。”她完全不懂我的劝导，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钱怎么也得花光，如其在别处花光，不如让她花光。可她就是不开窍。
　　　再不我就给她磕头、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种磕头、那种下跪，是好受的吗？
　　　我不但不感恩于妈，甚至把妈这份苦心、爱心，当做是农民的固执。有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甚至说出让妈伤心至极的话：“您的脾气可太拧了，怎么劝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离婚，谁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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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妈还问了问做过放疗的胡容，放疗疼不疼？胡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
　　　其实放疗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恶心、低烧、脱发、消瘦、食欲减退等等。虽然我为妈准备了预防这些副作用的药，但效果不会很大，她一定还会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