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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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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是我的办法有效果。
我对妈说：“恰恰相反，您晚上闹不是因为睡得不沉，而是睡的太沉的缘故，您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闹得也就越凶。从现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过晚饭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从“谵妄”中醒来。如果觉得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发上睡。睡过一觉，再到床上去睡，试一试这样做，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是我的办法灵，还是手术的反应已经过去，妈此后果真不闹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吓唬了她。
十月十二号下午我对妈说，十三号中午我有一个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动，有位意大利访华代表团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的“全陪”，对我很是关照，又是我作品的译者。现在来到中国，而且和团长发生了磨擦，身在异国他乡心情非常不好，无论如何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妈说，只参加一个午宴，吃完饭立刻就到医院来。
十三号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跑来跑去，为的是给妈那个合同医院的两位大夫购买礼物。
一位是及时通知我们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时周东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做核磁共振的关系，可是周东大夫又不知道我的电话，只好转请一位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的大夫通知。要不是她的及时通知，我们就会失去这次机会，那就不知还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 ※ ※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她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所致，其实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妈在企盼着我。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麦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
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电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那一0六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挤掉，要不是外面的衣服上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样一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量级样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
特别是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几趟。渐渐地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
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
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
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他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三号这天不巧，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听见大腿前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响得非常吃力。像一辆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却非要它发动起来不可地蹦蹦着。
※ ※ ※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曲，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心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从而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有了一点汁水了。
您累，比我累还让我忧心，结果是我的心就连您的心一块累着，是累上加累了。
急得我恳求她说：“妈，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爱我，可是爱得太过也是一种负担。我已经很急了，为了早到医院一分钟，我差不多分秒必争，连过马路都是横冲直闯。您再这么催我，我就更着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吗？到那时候，您就后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装了那一肚子心思，这恳求比发火还煎熬人。
妈不回答。我看见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颤颤地抖着。
后来想，我这样说，她心里一定也很委曲。她不正是因为爱我、担心我的安危才这样紧张的吗？
我又说：“咱们哄着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为这样的小事麻烦人家，像查电话号码的事，人家管得着吗？要是把人家弄烦了，到了真有要紧事的时候，人家还能耐心细致地照管您吗？”
妈没看见吗？除了危险期间有特护照顾，特护走了以后，哪样事不是我这个一点医护常识也没有的人在时刻关注着她？幸亏妈没有出别的事。
可是她一定听不进去这些话。对她来说，首先是我的安危，至于她自己到了要紧的时候人家怎么待她，她才不考虑呢。
妈把我的韬讳之计当成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看我在病房里似乎很玩得转的样子，曾当着我的面对小阿姨说：“你张阿姨在哪儿都能打开局面。”
我没吭气，只对妈得意的笑笑。
妈，那叫打开局面吗？那只是当下三烂、装孙子，并以此来讨取人家的欢心。
就在我为签不签字手术而忧心如焚的情况下，也得强颜欢笑地陪着前来消闲解闷或观赏名人的人高谈阔论，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资，为的是妈在紧要关头，能够得到较为悉心的照料。
恐怕对外的这种投降主义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无关系。
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吗？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好好照料妈吗？说是为了好好照料妈，其实还不是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这时妈又要喝水，真给她端过水去她又喝不了几口，让我们端走。或是刚在床上躺好，又让我们扶她起来喝水。
或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每种体位都保持不过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压抑着心里的不满恳求她：“妈，您天天晚上都闹得我们一点不得休息，要说您晚上闹那是因为‘谵妄’没有办法控制，白天您再闹就说不过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顾您已经很辛苦了，白天咱们应该尽量让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临时再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熟悉情况的阿姨？现在的情况是越少出问题越好。”
我每天到医院后，什么也不让小阿姨干。而是让她把折叠床撑到阳台上去睡觉。为的是让她晚上和我轮换着陪床，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不能独自支撑这件事，所以特别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实，妈哪儿是折腾人，她是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
妈好像根本没有听进我的话，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我没有好气地扶她坐了起来，并让她自己披上夹克。
她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时间过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当时的神情，她不但隐忍着极大的不适，还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无门，心神败坏地瞪视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里的夹克，拿起夹克的下摆当领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么能够穿进？我不但不帮她纠正，还冷酷地说：“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吗？那是袖子吗？”
※ ※ ※
任她长期这样“闹”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特别是在晚上，对没有人手可以替换的我和小阿姨，实在太辛苦了，别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什么的一齐上，就是那样他们还感到力不能支。更何况我除了陪夜还要应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环扣一环的方方面面。
只好想出这样的办法骗她：“您闹得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病人都对您有意见了。我一到医院，大夫护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况，让我带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医院来了，怕人家抓住我，让我带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好，咱们出了院上哪儿去？只好住到老孙那儿去。”
知道妈最怕住到别人家里去，就拿这个威胁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难而改，在医院和先生之间选择其一。
妈一辈子都没痛痛快快地活过，非常看重别人的反应。老对我和唐棣说：“别人让人家说咱们的闲话……”
我和唐棣就会激烈地反对：“偏不！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闲话？有些人吃饱了不干别的，就会拿闲话害人。人活一辈子不易，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闲话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吗？”
或是自寻烦恼地说：“某某今天和我走对面也没有理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这肯定和她自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有关。
因为深知她的忌讳，就编造大夫、护士对她反映不好的假话吓唬她。
又吓唬她说：“您什么时候改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到医院来。您要是不改，我就永远不来了。”这样吓唬她实在太无情了。
人一上了年纪本就来日苦短，和至亲至爱的人多守一会儿是一会儿，谁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个以后？）乃至明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相守的时机，更何况她的自觉症状越来越不妙，到了这时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见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
“我永远不来了”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 ※ ※
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 ※ ※
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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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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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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