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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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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练说,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非洲小朋友”。
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
我用力地挥舞球拍,尽可能地让球落到对手始料未及的区域。但是没有用,不管我多么用力,多么凶狠地发球,从网对面返回的球一定会更快、更凶猛。黄绿色的小球像一颗流星一样迅疾地飞过来,我必须不停地跑动才能勉强接到球。
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须尽早挥拍,在它还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改变它的轨道,让它臣服于你,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
只有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时,你才会超越自己。
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
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
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 “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
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 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
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
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
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
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20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
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受到教练和老师之间的竞争和对彼此的不屑。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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