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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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是所有记者一起问问题，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大大的奖杯。我曾经在澳网的场地上与总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今天，在罗兰·加洛斯中心球场的场地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一个小婴儿一样。
一个来之不易的婴儿。
夺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要在晚上8点赶到埃菲尔铁塔拍照。那天有好多拿着国旗的中国人在赛场外一直等着我，他们说想要和我照相，我很抱歉地说我得赶时间，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合张影。
到了埃菲尔铁塔时，很多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欧洲夏季天比较长，6月的巴黎，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那天风很大，有一对新婚的华人夫妇也在那里。当我走过去准备照相时，还听到新娘低声问丈夫：“这是不是李娜？”
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法网组委会放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也是记者跟到更衣室拍的。我记得我跟裁判长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走神地看到另一边的沙发上放着很多球迷给我们写的信。球迷给我的信一般都会寄到WTA，由WTA寄到中国国家队，之后再由国家队交到我手里。球迷来信我一般都会看。如果有要签名的，我就会签好名给他们寄回去。国外的来信比较多，细心的球迷们会随信附有贴好邮票的信封，我只需把签名放进他们准备好的信封里，再放到邮筒里就可以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在我比赛期间，央视体育频道连续两天改变了转播计划。为了直播我与阿扎伦卡之间进行的1/4决赛，央视体育频道改变了原有的节目安排。而我和莎拉波娃进行半决赛的时间段按原计划应该转播其他运动项目的比赛，但央视最终还是把摄像机对准了菲利普·夏蒂埃球场（菲利普·夏蒂埃是法国网坛的传奇人物，罗兰·加洛斯网球中心的1号中心球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消息比战胜莎娃更令我高兴，因为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网球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人的关注。我深爱的运动在我深爱的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敬，而这一切又和我的努力不无关系，真是让我备感欣慰。
我对网球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8岁开始打网球，我目前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而我，只想轻轻对他说一句：爸爸，我做到了。
04　父亲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
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
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长，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
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
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
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爸爸跑过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卖豆皮，卖欢喜坨，还有烧卖……烧卖笼一打开，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烧卖老爹的脸都盖住了。
我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
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我就顶着一头梧桐毛毛回家，我妈大叫一声，把我拉出门去拍。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边的草叶上全是湿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糊，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我自己反复练习挥拍。
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为小，也并没有当回事，我是个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练让我挥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
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经常换着花样地捉弄小师妹们。好在和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老实讲，送我来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练爱问“么办哩”就让他问去吧。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特别是数学课。
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在数字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就像打网球一样，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或是掉头飞回来。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
我不喜欢语文课，写作文也好，总结中心思想也好，都干巴巴的。在我眼里，这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我的名字叫红领巾”或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我不想撒谎，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哪有那么多“意义”？反正我是找不出来。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我的成绩不均衡，长相也不起眼，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如果小学二年级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没有看到我，那么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转向网球，那我今天会怎样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将会拥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
我有点吃惊，练了两年羽毛球了，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网球是个么运动？我也没听到过。但我知道，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预测小队员们未来的身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事后妈妈承认，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教练不在的时候，年龄大、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爸妈很担心，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队员，电视里播放的是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郎平、孙晋芳、周晓兰这些名字是多么响亮啊！乒乓球也是大受欢迎的运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周围永远围着一群人。白色的小球与球台清脆的撞击声上课都听得到。网球……谁晓得网球是么事？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毛球”，因为圆溜溜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场面可真是新鲜。
那时想找块好一点儿的网球场地都很难，电视台也很少转播网球赛事。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了解网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练还问过我：“怕晒太阳吗？”我马上回答说不怕，心里还纳闷，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我为什么要怕啊，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她说，不怕就行，场地在室外。
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