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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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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久而久之，我慢慢学会了承担舆论的压力，媒体有他们的运营规则，记者和编辑，或许也有他们不得已的压力，人生在世，谁是容易的呢？大家误解我，我也不会特别在意，也不再去做无谓的解释。真正的朋友无须解释，不是朋友，解释也无用。
比如我以前很在乎网上对我的评论，现在不会再去关注那些，因为我不能让不好的评论影响我的状态。我知道不管我怎样做，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评论蜂拥而至，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表述自己想法的权利。而我最大的责任，是心无旁骛，专注地去打好球，过好自己的生活。
再比如以前我会很关心媒体对我的评论，但现在，我没那么关注了。我只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对得起自己的努力，我是一个扎实、勤奋，而且日益成熟的网球运动员，至于别的，我不关心。
这半年因为自己状态不好，也看清了很多事情。
人在风浪之中，成熟得总是特别快。跟红顶白、见高拜见低踩的事情见过不少，心态反而愈发平和起来。有人说我法网冠军拿得很幸运，我夺冠只是凭借好运气。我也笑笑了事，无所谓了，不管你说什么，拿到冠军的是我，我的运气的确不错。
也有人说我现在挣了好多钱，应该如何捐助，如何如何回报社会云云。
对于这一点，我想说：在慈善方面，我捐助过孤儿院，以前我这样做过，以后也会这样做。我不但会给孩子们捐钱，还会去看他们，关心他们，因为我知道爱比钱的作用更大。但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我想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我希望他们有个好的未来，而不是因为有人说我应该这么做。
虽说网球运动有“贵族运动”之称，但我其实不比任何一个蓝领轻松——我做的是力气活儿，还落下了一身的伤病，我爱我生活的土地，我爱我周围的一切，但是我讨厌总把这一点挂到嘴上宣扬。
我无愧于自己，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信条都是：第一，不伤害自己；第二，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我不是完人，但我是个善良的人，我是个勇敢的人，我不需要每个人都认可这一点，我只需要面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法网大满贯后，有媒体形容这是“中国的胜利”。我觉得这顶帽子太大了，我只是一个运动员，承担不了一个国家，更代表不了一个国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去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别人给我戴的那些大帽子，只是那些人想表达他们的想法，这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谁也代表不了，我也不想代表谁，我只想代表我自己。
31 STAY HUNGRY，STAY FOOLISH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
法网夺冠之后，我又进入了低潮。
打美网，我首轮出局。
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焦灼、无助的心态如影随形，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体育版上的大字标题：李娜状态低迷。
这一次他们说对了。
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迎来了中网，赛前两天我上吐下泻，我向组委会递交申请，希望能晚一天参赛，这样就可以有多一天时间调整。但WTA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没有权力，中网已经把票全部卖出去了，我必须要打第一场。
那就打吧。
可以想象，在那种状态下，你对比赛的期望会落到史上最低：我唯一的希望是比赛尽快结束，这样我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让我不断翻腾的胃安静一会儿。
这之后的比赛就像龙套走场一样，我完全没有取胜欲望，我羞愧难当，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渴求的就是一件事：让比赛快点结束吧。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刚打完法网时，我自信心很强，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信心拿第二个大满贯。但直到现在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我不禁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怀疑：为什么我每天训练都那么认真，比赛时还会频频陷入困境？
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都异常严肃，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
美网结束后，我和莫滕森教练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虽然我们只合作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这5个月却带给我美好的经历。莫滕森是位非常积极的人，任何事情他都会看到积极的一面，感觉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合作开始于2011年的红土赛季，也是我们一起经历了法网冠军的瞬间。在合作期间，我觉得莫滕森对我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从来不会严厉地说话，永远都是心平气和地讲解技战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可能我从小就是在挤压的环境下生活的，所以当你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时，我反而控制不了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莫滕森给我太温和的环境，到最后，特别是法网过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导致最后不能合作。
他人非常好，什么事都依着我，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一面，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弱点和错误在哪里，单纯的鼓励无法让我应对比赛中的险象环生，我需要一位能从技术上指导我的师长。
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导致我非常需要别人推动我、逼着我，所有曾经推动我进步的人都具有类似性格。以前托马斯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一路鼓励我、指导我，在我需要鞭策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地督促我奋进，当我出现错误时，他也会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但莫滕森为人太好了，他曾经说“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你自己能做好，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做”。他觉得我们在球场上是合作关系，是朋友，是互相一起前进，并不是推着我前进。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给你自己机会，让你去犯错。”因为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特别懊恼的球员，他说：“你要想开，要给你自己犯错的机会，人不可能是完人，谁都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
但是记分牌可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啊。
我觉得很抱歉，莫滕森很好，但我们不适合。这很像男女之间谈恋爱，对方也许很好，也许很优秀，但就是和你不合拍，你们之间没默契。
我们最终友好地分了手。
“炒教练”这件事又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只好不停地向大家解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而已。事实上，在我们运动员的圈子里，这也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一点不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容易，大家在磨合期发现了问题，分道扬镳也是十分正常的。丹麦的沃兹尼亚奇的教练是她父亲，但在温网和美网连续失利后，沃兹的经纪人也表示他们准备更换教练——难道这意味着沃兹准备炒掉爸爸吗？当然不会！教练归教练，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工作和生活不是一码事。
在莫滕森离开后，姜山又一次回到“教练”的位置上。
在训练场上，姜山又变回那个严厉的教练，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
我自己也想去调整。但是训练场上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静不下心来听他的建议。他希望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我做不到。
从美网回来后，我回到家乡参加中网，仍然首轮出局。
WTA女选手拿到大满贯后，都会有一个低谷，到现在为止无一例外。但我内心仍然充满焦虑，我反复警告自己：必须！尽快！马上！从低谷里面走出来！
但无济于事，我依然在谷底徘徊，甚至会败给资格赛上的小将。
接下来还要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年终总决赛。我心中一片荒芜，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打，以及为什么打。
姜山说：你心态变化了。
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但一直不愿意承认。没拿大满贯前，训练中别人说我，我会知道他们是为我好，我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托马斯曾经赞扬我：“别的队员可能会将教练的要求执行到80％，甚至90％，但李娜是个自律甚严的队员，她可以做到100％。”但赢得法网冠军后，我开始有点满足了，儿时梦想，那么遥远的目标都达到了，我为自己状态不好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态度与原来不一样了。
2010年澳网比赛前，我艰难地逆流而上，在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都能打赢比赛，那时我不停地受到“心态有问题”的指责，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知道行外人可能不太了解竞技体育。人不可能永远处于亢奋之中，有高潮就有低潮，这很正常。在那种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我反而可以把自己逼到极限。
当拿到成绩后，我对自己过于宽容了。纵容自己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步，惰性得寸进尺地吞噬着以往的努力，最终，宽容变成了放任，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同时，我对教练的话开始充满怀疑，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思总是不停地冒出来：“我原来也是那样做的，不也拿到了大满贯吗？为什么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好？”
姜山也是职业球员出身，曾经的全运会冠军，我们一起长大，他对我的问题和缺点非常了解。我知道自己该信任他，却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导致我球场反应迟缓的问题——当对手进攻时，我不能果断地做出回击，反而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与自己辩论这件事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的比赛中：连网球落地的弧线都变得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充满了自我怀疑而且模棱两可了。
姜山和我一样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满贯是所有网球运动员至高无上的目标，所有打网球的职业选手都想拿大满贯。但80％——90％的球员拿过大满贯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因为要适应大满贯冠军的身份。这个身份适应包含理想构建、下一个目标、生活整个排序，以及对教练的选择认可、对生活欲望的基本要求。
一年之间加冕法网冠军，成为亚洲女子网球代表，签订了上亿元的商业合同，荣誉和巨额合同给首次登顶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无法坦然和释怀地接受这一切。
德约科维奇拥有无与伦比的技巧，但2007年拿大满贯后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我们最伟大的费德勒，第一年拿到温网冠军后，也是在第二年重新拿到温网冠军以后状态才恢复。罗迪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只拿了一个大满贯。萨芬2000年拿大满贯，5年后他才拿了第二个大满贯。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我拿到大满贯后每天醉生梦死。”
这太正常了，当你完成人生目标时，其实是你生活最寂寞的时候。这是恐惧和担心产生的时候，因为完成了目标会想还可以做什么。
这些球员都是在20——22岁之间夺得大满贯，之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而我在29岁才第一次夺得大满贯，这意味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20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建议，因为没有人体会我的生活，也没有人理解我这样的生活，这一辈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活出来的。我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分享。我是多么羡慕威廉姆斯姐妹，或者萨芬和萨芬娜兄妹啊，他们一定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帮助对方尽快从迷茫中走出来，而我却像个孤独的旅行者，独自在浓雾中挣扎，我清楚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咒骂和侮辱，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该怎样做。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它好斗、易怒、偏激，伤痕累累、残暴无比。我习惯在比赛时打开笼门，让它出现助我一臂之力，当我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的时候，就会招致那只野兽的反噬。它不停地讥笑我、羞辱我，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是怨天尤人。
我只能自己试着去舒缓情绪，姜山会帮着我，他的陪伴让我感觉好受些。当我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没完没了地惩罚自己时，他会默默陪着我，当我要求休息或者训练的时候，他也陪着我。
“我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我能做的只是陪着她，适当给一些鼓励。”他对记者说。
他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
有些人恐惧父母离去，或者江郎才尽还有衰老。我比较恐惧的是怕以后会埋怨自己，就是在力所能及时没有努力做一件事，当没有机会再去做时，会责备年轻的自己。
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两面性格反差很大。有时候我拼命地训练，把自己逼入体能的极限，有时却不禁想，都拿过大满贯了还这么拼命做什么？如果我这一阶段战况不错，我还可以压制住内心的争辩，不顺的时候，两个声音就会同时起来，像在与自己争夺自己。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打不了网球，对这件事，我原来是有一点怕的，特别是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如果康复不成功，再也打不了网球我会怎么样？
一个“我”会很高兴，终于可以不用再训练了，可以做那些自己一直想做该做的事情，但另一个自我还是觉得很难受，毕竟这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矛盾。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也知道，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我退役后，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不一定在武汉。如果他去北京，我就跟着去北京。姜山不喜欢小孩。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
当我离开网球场时，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竞争者数量众多，资源有限，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容易产生攀比心，价值观容易扭曲。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姜山也有同感。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说得再实在一点，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不停地对孩子唠叨：“你该洗漱了！”“你该睡觉了！”“学习去！”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就造成他的不自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
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孩子会觉得，只要不是违法的，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或者选择读书、打篮球、玩游戏，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然后去做。中国孩子永远遇事先想“我可不可以做”。这样长大以后，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这样可以吗？行吗？”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读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学识也许相仿，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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