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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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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
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
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
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
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
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
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
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会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坚定地准备走上这条职业化的道路。真正的职业网球是球员自行组成团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前我打比赛，投入的是体力，现在还要投入财力。财力和体力两方面的投资才有现在的回报。
当我留在国家队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负担的，我只需要投入体力就行，因此那时的负担比现在小得多。说实话，如果当时我能自主参赛，再有个小型的服务团队留在我身边，我会更愿意留在国家队，因为这样个人的负担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承担的风险也小得多。
国家培养了你，对你拥有管理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家的网球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同于有些其他项目存在一个限制人数的问题，网球选手只要能够获得参赛资格，队上都会让你去国外参赛——只要不影响队内的比赛计划、训练计划就可以。在国家队，队员的吃、住、训练、比赛都是统一管理的。
在单飞之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财政上的支出，当然收入比例相对也少了很多，约占赛事奖金的25％左右。
单从经济上看，“单飞”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还要将赚回来的钱上交给国家百分之十几。一般人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那时我一年的奖金只有七八十万美金，但一个团队一年的开销至少要700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入不敷出的，一年要赔200多万。但当时我顾不上这些了，在打了这么多年网球之后，我非常渴望体验一下真正的职业球员的生活。
我已经26岁，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役的年龄了。我每一天都感到时间的紧迫，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分分秒秒压在我心上。单飞的队员拥有了更多的赛事选择权，不再一刀切地随国家队比赛，也就是说，以后我可以专心冲击四大公开赛了，这也是促成我单飞的重大动力。
单飞之后，我的训练费用、机票、团队开支都是我自己负担的，除此之外，我仍然按固定比例向国家缴纳收入。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网球事业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能够走向国际，能让大家知道东方人也可以拥有一流的体质和水平。我觉得在为国家付出这件事上，付诸行动比喊喊口号更有意义。
单飞后我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签证。因为网球运动员每年要全球飞来飞去地打比赛，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签证，按照正常的签证周期根本来不及，还好有国家网球管理中心非常积极地帮我们解决签证的问题。
单飞后我发现语言关是我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外国人，教练、体能教练是外国人，在国外面对的记者也大多是外国人，他们都讲英语，我不会英语就没法跟他们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很多网友关心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是环境逼的。如果问我学英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要“脸皮厚”，要敢说，要敢于尝试。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呀、时态呀、发音呀什么的对不对，即使不对，老外也听得懂。你也不要担心老外会嘲笑你。如果有老外跟你说中文，你是不是也会对人家有点敬佩，不会笑他“怪腔怪调”呢？同理，大部分的老外还是很友好的，他们见你说英语，不仅不会笑话你，还会教教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开嘴，敢于尝试。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跟老外沟通、交流都没问题，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
22 新团队
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
“单飞”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我要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通过一位热爱网球的香港友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让我支付不起教练的费用）留住了原国家队的教练托马斯·霍格斯泰特（Thomas Hogstedt），他成了我第一个自己请的外籍教练。
姜山自然也是我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的团队还包括：医生、体能教练、技术教练、治疗师，基本就这几个人了。其中治疗师并不是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做康复训练，偶尔会带我练一下体能，比赛时我们才会带上他。除了姜山，团队所有人的费用是按周薪计算的。所以，我每年都会跟治疗师谈这一整年的计划，告诉他们哪个比赛需要他们过来。
我现在的治疗师叫阿莱克斯（Alex），我们是从2010年3月通过托马斯的介绍而开始合作的。阿莱克斯跟着我全世界跑，一年大概要工作25——30个星期左右，他的工作是为我放松做治疗，每天训练完后他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我做治疗加按摩，这样有助于恢复。自从他来到我的团队后，我没有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要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2009年单飞后的初期，由于我们长期食用的营养餐是统一配备的而非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我有过感觉体力顶不上的经历。后来请了专用营养师、健身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我开始单飞旅程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运作模式感到疑惑，我对此不置一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让流言不攻自破。
2008年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凡事只要听从家长安排就好。2008年底单飞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我才发现旧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事情都是国家队管，2008年年底后所有的事务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团队成立前期，我们对这些流程不是很熟悉，这时托马斯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份工作，让我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在训练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教练除了训练外还要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键盘来完成行程安排，是件多可怕的事。
托马斯是瑞典人，40多岁，有点谢顶。可以说正是这个瑞典人让我真正地走入职业网球圈。他是一个训练上非常积极的人，在场上永远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不知道疲惫。从他第一天带我的时候他就坚信我可以进世界前十，可以进四大公开赛前四。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坚信自己可以进世界前十的教练。
托马斯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比较长，训练水平很高。我们在国家队时，关系就非常融洽，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时的托马斯要照顾所有队员，能分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成为我的私人教练后，托马斯和我深入沟通了几次，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托马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很喜欢和人聊天。准确地说，是他非常喜欢说话，和他聊天，你不需要说很多，托马斯一个人可以声情并茂地把国际网坛分析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出了网球圈，逮什么聊什么，跟他在一起训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托马斯就会忽然警觉，他会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要不你也说点儿？
赶上这时候，我就也说点自己的看法。托马斯在倾听球员意见的时候是个充满耐心的人，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想法，他对球员的意见都十分尊重，是个允许球员有自己意志的人。老外不像中国人讲究多，如果我说的合他的心意，托马斯立刻会开心地表示同意，我说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口把我的想法全盘推翻——这种风格倒是跟姜山很像，反驳起来毫不留情。托马斯眼光锐利，分析问题非常专业，他给过我很多不错的建议。作为教练，托马斯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我最欣赏托马斯的一点是他的积极向上，他是个很敢突破自我的人，敢想敢做，只要他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达到，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应该试试这个！当时我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二十，在同行们看来，差不多是走到职业生涯的巅峰了，托马斯非常果断地说：你应该进入世界前十，而且你是有机会拿大满贯的！也许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吧：不断地给你信心与肯定，不断提醒你你可以做得更好，对球员不吝赞美。就算我刚输完球，第二天托马斯到球场上来和我分析完得失成败，还是会补一句：没关系，这次输了，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在托马斯带我的那两年，我有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谈不上，但我确实觉得自己应该有勇气向更高的层次发起冲击。
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语言能力非常重要。南美的运动员很容易比亚洲运动员发展得好，因为他们大多会说西班牙语和法语，与欧洲的同行可以很好地交流。我的英文比较好，主要是这两年与外教交流的结果。职业选手们一般会在打比赛时和对手们一起聚一聚，好朋友们会打个招呼，赛前会一起训练或是活动，打完比赛有时也会互相鼓励，谈谈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所有大一点的比赛都会有player party，但我一般只出席那些必须要出席的聚会，毕竟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人家的圈子，有时还需要团队的人陪我一起参加活动。
托马斯在文化交流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这个圈子待了很多年，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 在比赛期间，他会主动帮我找世界前十的球员训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她们。 那时我打比赛时会提前一点到，比如说：星期一有比赛，我们会在上一周的周五就赶到比赛现场，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托马斯就会介绍那些顶级球员给我认识，或是帮我去约她们一起练习。在这之前，作为一个世界排名二三十的选手，我是不太可能去主动找这些顶尖好手切磋技巧的，而托马斯的主动和热情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些练习带给我很大的信心，打得多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我和她们的距离也没多远啊，前十选手在我想象中的那层神秘的面纱被托马斯揭开后，我也学会了主动去与她们进行交流，找她们训练，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真正融入这个圈子。
此外，托马斯也会带着我去与裁判长见面。以前我从未想过要与裁判长交流，除非要提交什么材料，我才会与裁判长简单地沟通。大多数中国球员的态度都是如此，结果造成了中国网球界偏居一隅、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托马斯在网球圈子的人脉很强，他带着我去与这个圈子的权威接触和交流，也让西方人记住了我的名字，打破了之前那种封闭、蒙昧的状态，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在单飞的初期和两年过渡期几乎都是这种状态。2008年底到2009年期间，托马斯还兼顾带另外一名男子选手。2009年以后到2010年，他就专注来带我一个人。第一年他还要兼顾订酒店、机票这些工作，2009年底我签了经纪公司之后，这些事务才全部交由经纪公司打理，托马斯可以更专注于训练方面。除了与球员、裁判加强联系，他还帮助我请按摩治疗师（因为我膝盖不好，需要在赛间做治疗），介绍医生，通过他牵线搭桥，我才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圈内人，准确地进入了国际轨道。
23 经纪公司
在这些公司中，IMG 是资历最老、条件最优的，在IMG旗下，有费德勒、莎娃这样一批世界顶尖球员。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与IMG签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
2008年12月22日，我在德国慕尼黑做了第二次膝盖手术。
手术全程都是我和姜山两个人在安排。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医生特意把手术时间选在圣诞节前夕，这样就保证我在圣诞期间能够留在医院，可以按时按点吃病号餐。他告诉我：圣诞期间所有商铺都闭门停业，我若是在那个时候出院，怕是连饭都吃不好。
等到我可以出院时，已经是12月26日了。
我和姜山没有惊动任何人，跟大夫、护士道谢后就离开了医院。姜山拿着大夫开的药方去药房买我要打的消炎针剂，我就在地铁站拄着拐杖等他回来。德国人过节喜欢在家里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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