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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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以19号种子身份出战澳网。在前三轮都非常顺利地晋级，其中第三轮我以直落两盘击败9号种子俄罗斯名将萨芬娜。进入1/8决赛，我遇上的对手是6号种子、瑞士公主辛吉斯，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我被逆转，最终止步16强。不过这已经是我澳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辛吉斯是世界顶尖的高手，在与她的对抗中，我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找到了一些与之抗衡的方法，虽然最后丢了比赛，但是让我认识到自己与世界顶尖高手的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对我自信心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3月份的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上，我在第四轮和1/4决赛中分别淘汰扬科维奇和兹沃娜列娃进入四强。据说是该项赛事四强中首次出现中国单打选手。3月下旬我参加了迈阿密大师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强争夺赛中，我在第三盘逆转了比利时名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200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二，2006年世界排名第五，曾经多次获得大满贯冠军，与海宁有“比利时双姝”的美称。去年的温网我就是因为输给了克里斯特尔斯而告别了赛场，现在找到机会扳回一城，我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一分。
可就在我自信心大涨，外界对我也普遍看好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2007年4月份红土赛季开始了，我要在欧洲打将近两个月的比赛，这一次姜山全程陪同我——我从华中科大复出后，姜山仍然留在学校读书，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然后进入湖北队当网球教练。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国家队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专职教练。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对我这样经常单独出国的球员来说尤其是这样，欧洲赛季至少会延续三个月，如果没有国家队的球员、教练陪同，这三个月就像一场漫长的苦役。即使有教练，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你会希望身边有家人陪伴。在这个圈子里，小运动员打比赛，一般都是父母随行，长大了，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换成了兄弟或丈夫。国外的球员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有的还会带家人去比赛。当时国家队也曾以我的名义聘请了外籍教练，但教练来中国后，要负担起整支队伍的指导工作，能用在我身上的精力就少得可怜了。
一心不能二用，我一直很怕在专注打球的时候，还得分心来惦记“比赛有没有注册啊”“酒店房间有没有订好”这些问题。队里的其他队员有些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我心想，我也需要一个私人教练啊。没有人比姜山更适合这个角色了，我就向国家队申请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教练。
国家队思考再三后，同意了这个申请。我素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姜山则比较理性，遇事想得比较多，比较周全。有了姜山在我和国家队之间做缓冲，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他的存在有效地减少了我和国家队之间的摩擦，我外出打球时也不再觉得孤单，姜山是一个称职的私人教练加助理，那些我没想到的问题，他都可以帮我处理妥当。
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连他都没想到的问题。
2007年4月底，我和姜山到了欧洲，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欣赏古老欧洲花团锦簇的美景的同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差不多每天要打三四十个，从到达驻地起就没停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这样持续两个月后，已经转战草地比赛，突然一天我觉得右侧肋骨不舒服。当时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肋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等到离温网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发现只要自己深呼吸一下，肋下立刻会传来明显的痛感。
本来温网前一周还有个比赛，我和国家队商量把它取消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可能是这段时间练得太狠了吧，我想，休息一下吧，全力准备温网才是重点。然后我和姜山一起飞到伦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温网。那时国家队在伦敦租了一套别墅，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居住，我和姜山也搬到那里休养。
到了伦敦之后，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了，我连早上起床都不能直接坐起来，必须先侧过身借助肘部的力量，才能把自己撑起来。
后来疼得实在不行去医院拍片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姜山突然就急了，说：“你不就是不想打比赛吗？不打不打我们回国。”
他不信我说的话，还生气了。
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心情去跟他吵架——肋下的疼痛让我很难分心去想别的事，我只是觉得委屈。
网球运动员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是手腕、肘部和膝盖、脚腕，但很少有网球运动员会在这个部位受伤，我自己也没想到肋下会毫无征兆地疼成那个样子。万般无奈之下，我告诉主教练我可能受伤了，然后去找赛会医生。
赛会医生建议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就和蒋教练、姜山一起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骨头有问题，这种职业病常见于高尔夫选手，网球运动员几乎没有得的。最后拍片子的结果也验证了医生的推测：肋骨骨裂。
我很奇怪，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碰撞，怎么就会骨裂呢？
医生仔细询问了我这一阶段的活动状况后告诉我：我刚到欧洲时患上了花粉过敏，骨裂就是由于这期间我不停地打喷嚏导致的。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灰暗下来。
回到驻地，姜山把我料理好了，让我卧床休息，他自己转身出门不知道去忙什么。大约50分钟后，他带着一大堆排骨、作料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买排骨给我煲汤喝。
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程。姜山一个人跑出去，语言又不通，居然给他找到了地方，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吃的回来下厨房。尽管疼痛仍在持续，我还是觉得很贴心。第二天，我们就和国家队的队友一起回国了。
6月，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继续休息。两个月后，我觉得骨头应该好得差不多了，想回到赛场上。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去拍了个片子。国家队的队医为我们联系了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我拿着拍好的片子找到她，她看了看，问我：“你是运动员吗？”
我说是啊。
对方放下了片子：“运动员拍什么片子，回去练吧！”
我一头雾水地回来了，心想大夫说继续练，那一定是骨头已经长好了。我就回到了训练场，练了两星期，准备去美国参加比赛。
刚到美国，训练了一天，第二天起床后，我就感觉熟悉的疼痛又来了。我找到当地的医院拍片问诊，接待我的医生看到片子，一叠声质问我为什么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训练。我只好请教医生：大概要多久我的伤势才能恢复？
医生说：“至少要6个星期。”
那时已经是8月份，等到10月份，那不是整个赛季就都结束了？
我心中一凉。
但骨伤又不能不养，最后我只得取消了当年所有的比赛，前往慕尼黑治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医生艾瑞克和我的体能教练哈纳斯。
养伤的时候我瘦了不少，体重减轻了，肌肉也萎缩了一部分。
姜山安慰我：“就当是休息一段，调整下状态。”
我无法放松，我心情很不好。
最初练网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项运动，我努力打球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体校的学生没有寒假和暑假，用缺失的童年换来了出色的专业技巧。这样的缺失不是没有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以后也没有机会知道。
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我和网球已经密不可分了。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不停地为它付出，而它也不停地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回报我。我从网球中得到过悲伤，也得到过欢喜。它使我成熟，督促我思考。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球员生活后，我对网球的感受非常复杂，事已至此，我不能用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来概括自己对网球的感情了。
我不愿意公开承认我需要网球。我已经恨了它那么多年。但我又确实离不开它，这让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当我被迫离开网球赛场时，我的自信和充实也就随之远去了。我的舞台在球场上，那是我最光彩最有自信的时刻。而现在，我却卧床不起，连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不如，这让我消沉不已。
如何才能尽快回到赛场上？这是我眼下最最关心的问题。
2007年第一季度我的发展态势不错，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可是意外发生了。人们形容一个人倒霉时爱说“喝凉水都塞牙”，我打喷嚏骨裂跟那倒是有一比。莫名其妙地过敏，再莫名其妙地骨裂，还遇到了不负责任的大夫，从4月份开始，几乎大半个赛季我都在伤病状态中度过，而这些伤病来得又是那么荒唐……不过，有些事情可能注定就是无解的。一个喷嚏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看来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一心想飞得更高的我劈得是外焦里嫩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就像是个好笑的小插曲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身在局中，你会以为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能灵魂出窍一下，让自己站在半空，或者穿越到几年以后，再来和当时的自己说句话，估计你很可能想说：“淡定，淡定。没什么过不去的。”
19　伤痛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
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
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我听朋友说，这叫“窝里横”，很多人都这样，这说明他是“自己人”。这让我感到欣慰了一点。
在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正常，两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复出后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绩。姜山便主动承担了“保姆”的责任，为我处理许多我不擅长的事务——我不会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情绪上来的时候像个孩子，姜山一边像“保姆”一样帮我打扫战场，一边教我学会适应环境、学会成长。有时我嚣张得过分了，他就不吭声了，过后我觉出不妥，再去主动找他言归于好。我们的关系像是亲人，长久生活在一起，激情虽然退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骨肉相连的亲情。
从我们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他是我最依赖的人。小的时候，你受到了惊吓或伤害，第一反应是转向父母寻求帮助，长大了，就必须学会自立。如果不幸时时站在风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门牙和血吞，回头还得谢谢大家关心捧场”的精神准备。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善言辞，不懂交际，我仅有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门槛上磕得头破血流后学习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网球，我不敢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等境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给了我，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当我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18岁和姜山在一起后，我的世界里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退役那两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我可以坐在他身边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李娜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我是双鱼座，AB血型，许多复杂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
姜山说过，他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能够正视现实，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们中国人习惯保护自己的面子，习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开脱。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以体育界来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夫妻相处的日子久了，许多特点和小习惯、小毛病都会感染到对方。我一焦虑就会啃指甲。他从不这样。可是照顾我那段时间，他忙前忙后帮我联系手术事宜，手术后，我发现他的指甲也变得光秃秃的了——自己啃的。姜山是个深沉厚重的男人，他不会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只会选择自己承担。
从2007年到2008年，我一直被伤痛折磨，好容易等到肋骨的伤养得差不多了，膝盖又出现了问题。
膝盖积水，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许多知名运动员都深受其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积极进行针灸、按摩、中药、理疗等治疗，避免过度劳累，就可以获得疗效。而对几乎每周都征战于各个赛场的我来说，运动疲劳会加重伤势，恢复起来也不太容易，想要根治，只有在不参加比赛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计划，加上精确的治疗，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自己的膝盖有问题，2008年1月份，在澳洲打比赛的时候我就感到膝盖不对劲了，赛会医生诊断后说我软骨磨损，膝盖积水，帮我往外抽了一部分积液。我问他：如果做手术治疗膝盖积水的话，哪儿的条件最好？医生告诉我澳大利亚就不错，但德国的康复是全球最好的。
当时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一直有比赛，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坚持，膝盖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每天吃点消肿的药，然后继续去训练、比赛，就这样一直拖延。3月份，我飞到美国去参加在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举办的世界巡回赛。印第安维尔斯的组委会为了了解运动员身体状况，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体检。当医生检查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动作自己已经完全做不了了。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他说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球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打球，作为赛会医生，他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情况。
这位美国医生说到做到，当下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组委会让我立刻停止训练和比赛。当时中国队是蒋宏伟主教练带着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赛，就把蒋教练找去商量对策。蒋教练和医生沟通了一次，决定让我回国休养，放弃那次比赛。
我心里对这位美国医生有点感激，也向他咨询过去哪里做手术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医生大同小异：手术在哪儿做都差不多，美国也可以做，但德国的康复做得最好。
既然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德国的康复做得好，我就决定去德国做手术。姜山立刻安排了机票，带着我从美国直接飞往德国。
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住处、找医院、安排手术，一切进程都很顺利，终于，我的医生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我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
暂停的原因是：这时距离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队里的领导担心我手术后不能及时恢复，影响比赛，因此对我的手术持疑虑的态度。他们要求医生写一份报告，将手术需要的时间、术后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