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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自传:独自上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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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涅佐娃的比赛，也是第三盘两个赛点没拿下来……一直到我最后拿下比赛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结果终于不一样了。”
心态一旦调整好，比赛就顺手多了。这次比赛我是以资格赛选手身份进入的，连赢了八场，在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前30的扬科维奇、前50的杜舍维娜之后，我进入了决赛，当时的对手是斯洛伐克选手苏查。这是我第一次打WTA的决赛，之前连前四都没进过。我上网查了一下苏查的资料，几年前的世界冠军，很厉害。
这时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很重视对手，比赛前非常耐心地仔细备赛，这些辛苦都没有白费，上场后，我感觉不错，最终以6∶3、6∶4的成绩获胜。
比赛是当年10月1日进行的，比赛结束后，《体育画报》的一个记者跑来恭喜我：“你是中国第一个WTA级别比赛的单打冠军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纪录，我在这些方面是个迟钝的人，别人不说，我自己意识不到那些“历史意义”。
首个WTA巡回赛单打冠军似乎是一个祥瑞，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一直不错。2004年10月3日，借助广州国际公开赛上的夺冠，我的世界排名也从一周前的145位跃升至92位，这是我首次打进世界前100。那一年我的年终排名最终定格在80位。
2004年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复出的我像是一张白纸，之前一切成绩都没有了。重建的过程并不轻松。我像是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孩子，慢慢地用脚趟出一条路，试图穿过树林。姜山让我做一个坚定的“伐木工”，他对我的潜力非常认可，鼓励我一直走下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有一些我从来不敢想的荣誉，他都替我想到了，他的大胆和肯定让我信心百倍。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渐渐地，我打破了自己心中的藩篱，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的选手。
13 2005：走近大满贯
我站在场地上，忽然觉得这个场地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的喊叫声如同龙卷风一般从我头顶呼啸而过，他们在呼唤他们战无不胜的女王，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角斗士，手里的球拍像是一块吸引公牛的红布，但我却忘了带上长矛。
2004年，因为队里没给报上名，我错过了美网资格赛，心里很郁闷，但结果已经无可挽回，只好满怀惆怅地回国了。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虽然错过了2004年美网，却阴差阳错地拿到了2005年澳网的外卡。
2004年是奥运会举办年，因为此前成绩不错，我被选入国家队，给国家奥运会队员当陪练。之后，国家队给了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去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亚洲锦标赛的机会。我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几乎没费什么波折，我就顺风顺水地打到了冠军。按我当时的世界排名，只能先打澳网公开赛的预选。但因为我拿到亚洲锦标赛的冠军，我就有机会获得一张明年澳洲公开赛的正选外卡。
拿到了冠军，我没想太多，颁奖仪式一结束，我就赶紧跑出去打电话给姜山，告诉他：明天我就可以回家了！
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我打过去的时候是北京时间3点多，姜山还在华中科大的教室里上课呢。他溜到走廊上接电话，匆忙中没有多说，只是说：“好好好，我正上课呢。”一副“不许干扰我学习”的死样子。
那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学业，此时距离澳网开赛的日子至少还有四五个月，“澳网”对我俩来说，都还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多年后想起来，我跟姜山说：“你看我那时候还蛮淡定的。”
他不屑一顾，“你是没反应过来吧？”
其实确实是没反应过来。我记得当时心里有朦胧的惊喜，但还不是很确定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澳网把外卡发给我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要去打澳网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大满贯正赛这么近。现在想来，真是里程碑似的时刻。职业球员的目标是什么？是参加比赛。网球比赛最重要的赛事是什么？是大满贯！
我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2005年1月下旬，我凭借那张外卡直接进入了澳网正赛阵容，这是我第一次打四大公开赛的正赛。开赛后，我状态不错，连胜两轮，在击败28号种子日本选手浅越吉罗布后，我打进了第三轮比赛。
他们告诉我，这一轮我要面对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莎拉波娃。
莎娃当时刚拿下温网冠军，风头正劲。我们的比赛在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进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大公开赛的中心场地打比赛。
按照规定，比赛开始前我们要等着别人带我们进场。当时我紧张到了极点，进入球场的走道两边挂着曾经拿过澳网奖杯的球员照片，但我完全没有心思欣赏。脑子一片空白，机械地迈开步子走进球场。后来李婷跟我说，我紧张得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
我听到广播里面说：“现在我们热烈欢迎中国选手李娜。”但除了紧张，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傲然挺立在我面前，气势恢弘，深不可测。这座建筑非常有特点，顶棚是可以自由开合的。我站在场地上，忽然觉得这个场地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的喊叫声如同龙卷风一般从我头顶呼啸而过，他们在呼唤他们战无不胜的女王，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角斗士，手里的球拍像是一块吸引公牛的红布，但我却忘了带上长矛。
这个球场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它好大，它就像网球场中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庞大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大到似乎超越了我以往打过的任何一个场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场地？”
这是我站在场地上，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问题。
莎拉波娃比我排名高，所以入场晚，她入场时全场掌声雷动。莎拉波娃当时已经声名鹊起，场地内她的球迷几乎把整个场馆坐满了，目光所及之处，很少能看到空的座椅。我举头向上望去，只觉得头顶上到处都是喧嚣的人群，黑压压的人头几乎一直接到天棚的座位上。后来我知道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在当地非常著名，它可以容下足足15000人，但在当时，即使你说这个球场可以放进10万人，我也会立刻相信。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但不知道如何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我记得自己欲盖弥彰地做出无所畏惧的样子把网球包放下，然后拿起拍子走到裁判的旁边，听裁判宣读比赛规则。
在这期间莎娃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呼喊她的名字。看台上不时有闪光灯的亮光扫过。
我们分立场地两侧，活动了5分钟。比赛开始！
那场比赛我只赢了两局，很快就输完了，这几乎是我打网球以来输得最快的一场比赛。
我甚至没有感到伤心，我只是紧张，非常紧张。当比赛结束后，我拿着拍套沿着过道走进休息室时，我看到自己的双手还在瑟瑟发抖。
那种紧张深入骨髓。
每场比赛之后都有新闻发布会，那场比赛之后，记者照例蜂拥而至，问我有什么感受。
我说我只觉得场地太大了，没有办法去适应。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地，已经完全不知道在场上应该如何去做了。
我想见多识广的记者当时可能在心中暗笑了。他们接着问我：“那你打算怎么适应呢？”
我说：我只能慢慢适应，比赛场次多了，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自然而然就适应了。
这次澳网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我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也是走近了大满贯，看到了自己和世界顶尖选手的差距。
有趣的是，2011年我再进澳网，也经历了好多中心场地的比赛，赛前我也去中心场地训练过几次。旧地重游，我忽然发现，这场地并不大啊！那时怎么会觉得它那么大呢？
也许场地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人的心。也许是这几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的结果吧。
在澳网的比赛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开赛。在退役前，我基本是打ITF的小比赛，退役两年又复出后，我反而找到了感觉，开始持续打WTA的比赛，成绩稳中有升。那似乎是我最顺风顺水的一个时期了，在体内沉默了两年的欲望忽然苏醒，虽然此刻我还没进入国际网坛的核心，但那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是看得见的。
那段时间，我进步很快，在葡萄牙的埃斯托利尔巡回赛上击败了名将萨芬娜，打进决赛；在联合会杯世界二组附加赛上，我取得了包括击败斯莱伯尼克在内的两场单打胜利；在多伦多顶级赛上，我击败当时世界排名18的扬科维奇成功晋级，这是我第一次战胜TOP20的球员。慢慢地我发现，我也能打败一些世界顶级的球员，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
2005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出征美网正赛，美网也是四大公开赛之一，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对大满贯的中心球场也不再畏惧了。
遗憾的是这次比赛签运不佳，首轮就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种子达文波特。这位美国老将在家乡本土作战时骁勇异常，我也摆脱了澳网时的青涩，拼得十分卖力。尽管最后以两个4∶6输掉了比赛，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是满意的。
我对美国有一种亲切感，也许是少年时代曾来学习过10个月的原因，听周围人说大大咧咧的美语，耳朵很舒服。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城市那种经历过岁月沧桑沉淀出的美感，但它很热闹，这是一个年轻而热闹的国家。
美网的阿瑟·阿什万人球场是四大公开赛里最大的中心场地。
打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场地很大了——不是澳网中心场地那种印象上的“大”，这个场地的面积确实大得异乎寻常。有一次央视五套采访，我们站在中心场地最上面一个平台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到这个场地的平台上，往下一看，真有点没拧Ｑ胧拥募钦吒嫠呶椅税脖＃行某〉厣厦嬗芯鸦魇帧Ｊ锤鼍鸦魇智狈诔〉刂芪В胂牖故峭θ萌撕姑沽⒌摹�
美网的球场离机场很近，有噪声。但在比赛期间，机场会保证两周左右的时间，让飞机从其他路线绕行过去，以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我打球很怕吵，但并不讨厌飞机的声音。我在得克萨斯的网校学习时，球场上也时常有飞机飞过，当时我还会幻想这也许就是国航的飞机，我坐上它，就能一路飞回武汉去，因此听到这种熟悉的噪声时，我并不觉得烦躁，它就像我少年时埋藏在美网场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14 炮轰风波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美网结束后，我回国为全运会作准备。在这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百口莫辩的委屈，被曲解误读的气愤，被悔恨和痛苦吞噬的难眠之夜。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无力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2005年10月，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却在女单半决赛上，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引发舆论大地震。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奥运会。”
这段报道，我看了无数遍，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我是个直肠子，嘴不把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情绪也是来得快去得快。这种性格如果是你喜欢的人，你可以说是“心直口快”；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说是“缺心眼儿”。我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缺心眼儿。对我来说，掩饰自己的情绪是最困难的任务，这也是早几年我在比赛中时常崩盘、大赛成绩时好时坏的原因。
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记者问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我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的训练。”这确实是我在训练中体验到的不足，我只是如实地说了出来，这些话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炮轰”，还“大地震”。我只是一个打球的小女生，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金刚，我哪儿有那么大的威力？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您怎么看？”
这不是故意挑拨么？
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记者立刻又拿来给我看了。
我很难受，但我不敢说话了。
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
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生生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他们太厉害了，挖好了坑，等你来跳。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这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了很大的困扰。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出了这事以后，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
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我无从证明的。
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2011年法网后）李娜成为巨星了，但成为巨星，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事实上，用不着成为巨星，我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字斟句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
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真话也错，假话也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但事实证明，即使我不说话，媒体也会写“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新闻。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
其实之前每场赛事结束后，我都很愿意跟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我会说很多东西：今天正手没太打好，或是体力有些跟不上等等。只是这些跟打球有关的内容很少会得到关注。反而是打球之外的东西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要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训练有问题”，第二天体育版的头条就会是“李娜炮轰举国机制”。
我理解你们对举国机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是个球员。各位，高抬贵手好吗？
姜山那段时间也为我处理了不少事务，平时有他陪在我身边，教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何应对媒体。但新闻发布会那天，只有球员可以入场。他不能在身边提点我，我又是个见坑就跳的直肠子，最后把事情闹成这样，姜山也跟着受累不少。
每当情绪跌到谷底时，我都会想做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来放松自己。比如，2001年广州全运会我和姜山的混双组合被强行拆开，我心情非常差，全运会结束后我就在自己身上文了一颗心和一朵玫瑰花。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图案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文身可以让我把心情从不愉快的赛场上挪开一会儿。姜山对我的文身感到很恼火，说看起来像个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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