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种孤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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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感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的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地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的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想法都建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名气可言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历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　
那窗户在哪？光线从哪里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我还没找到答案。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比我感觉更糟的了。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万事如意　
没人会让格蕾丝在婚礼前最后一个周五还工作。事实上，不管她想不想，都没人让她干活了。　
打字机旁的玻璃纸盒里摆着一朵白色栀子礼花，这是老板阿特伍德先生送的礼物，连同礼花一起还有个信封，里面卷着一张十美元的布鲁明戴尔商场（注：布鲁明戴尔商场（Bloomingdale's），　纽约著名的百货商场。）的购物礼券。自打那次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她热吻阿特伍德先生后，他总是待她彬彬有礼。格蕾丝进他办公室表示感谢时，他弓着腰，弄得桌子抽屉咔嗒直响，满脸通红，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啊，这没什么，格蕾丝，”他说。“这是我的荣幸。给，你需要根别针把那玩意儿戴上吧？”　
“它配有胸针，”她举起那朵花，说：“看到了吗？是很漂亮的白色胸针。”　
他愉快地看着格蕾丝将花高高地别在衣领上，然后重重地清了清嗓子，将桌子下的写字板拖出来，准备交待她今天上午的工作，只口授了两封短信让她打印出来。不过一小时后，格蕾丝看到他将一叠录音带交给打字中心，才明白他关照了她。　
“你真好，阿特伍德先生。”她说，“可我觉得今天你有活还是该派给我干，就像平时——”　
“啊，格蕾丝，”他说。“结婚可只有一次。”　
姑娘们挤在她桌旁，叽叽喳喳，笑成一团，一次次要看拉尔夫的照片（“喔，他真可爱！”），办公室里闹轰轰的。办公室经理站在旁边，十分紧张，不太想扫她们的兴，但还是提醒说，毕竟，今天还是工作日。　
吃午饭时，希拉夫特事务所开了个传统的小派对——九个已婚未婚的女人，平时很少喝的鸡尾酒让她们晕晕乎乎的，她们讲述从前时光，争着向她表达美好的愿望，也不管大家的皇家鸡饭（注：皇家鸡饭（chicken　a　la　king），一道法国菜。）都凉了。还有许多鲜花和一件礼物——银质果盘，这是姑娘们私下里凑钱买的。　
格蕾丝不停地说：“谢谢你们”、“我太感激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直说得头脑里不停回响着这些话，直笑得嘴角生疼，她觉得这个下午好像永远不会结束。　
拉尔夫大约四点钟时打电话过来，听上去兴高采烈的。“你在做什么，宝贝？”他问，还没等她回答，他又说，“听着，猜猜我得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礼物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她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很兴奋，但这还真不容易。　
“奖金。五十块钱。”她好像能看到他说“五十块”时那扁扁的嘴唇，那份认真劲只有在他说钱的数目时才可一见。　
“哦，好好啊，拉尔夫，”她说。如果她的语调里有一丝倦意的话，他也没察觉到。　
“好好啊，是不是？”他笑着说，学着姑娘们说这个词的腔调。“你喜欢吗，啊，格蕾西（注：格蕾西，Gracie，格蕾丝的昵称。）？不，但我是说我真的很意外，你知道吗？老板说，‘给你，拉尔夫，’他递给我这个信封。脸上毫无表情，甚至都没有一丝笑容。我想，怎么回事？我被解雇了？还是出了什么别的事？他说，‘拉尔夫，快打开看看。’我就打开了，我再看老板时，他笑得嘴咧得有一里宽，”他轻声笑了，叹了口气。“好吧，听着，宝贝。你要我今晚什么时候过来？”　
“喔，我不知道。尽早吧，我想。”　
“好，听着，我得去埃迪家拿他借给我的旅行包，所以我可能会这样：先去他那里，接着回家吃饭，然后大概八点半或九点去你那里。行吗？”　
“好啊，”她说。“到时见，亲爱的。”她叫他“亲爱的”没有多久，在决定要嫁给他后才开始这样称呼他，这个词听上去还那么陌生。当她清理桌上的一堆文具时（她实在无事可做），一阵常见的痛苦袭来：她不能嫁给他——她根本不了解他。有时候，她又觉得，她不能嫁给他正是因为太了解他。不管哪种情况，都让她拿不定主意，想当初室友玛莎说的什么都能影响她。　
〃他真好笑，〃　玛莎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后说。“他说‘卫星间。’我不知道真有人会说‘卫星间。’”格蕾丝咯咯笑了，觉得这确实很好笑。那段时间她觉得玛莎事事都对——事实上，当时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中找到玛莎这样的女孩合租，对她来说似乎真是最幸运的了。　
但拉尔夫整个夏天都锲而不舍，到秋天时，她开始站在他一边了。“为什么你不喜欢他，玛莎？他真的很好。”　
“噢，每个人都很好，格蕾丝，”玛莎用她的学院派腔调说，这种腔调可以让荒唐的事听起来很合理，她正在小心翼翼涂指甲油，这时她抬起头，目光离开涂得很漂亮的手指，“他就是那种有点——有点像条白虫。你懂吗？”　
〃我不懂这跟他的脸色有什么关系——〃　
“噢，天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噢，他的那些朋友，他的埃迪，他的马悌还有他的乔治，以及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职员生活，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他们都一个德性，那些人。他们就会说‘咳，你的巨人队怎么样了？’或者‘嗨，你的扬基队呢？’他们全都住在城外很远的桑尼塞德或伍德海文或其他某个脏乱差的地方，母亲们都在壁炉架上摆着些该死的陶瓷小象。”玛莎说完又皱着眉头刷她的指甲去了，明确表示本次谈话结束。　
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很迷茫。有一阵子，她试着只跟玛莎说的那种男人出去约会——那种男人总是用“有趣”这样的字眼，总穿着制服一样的窄肩法兰绒外套；有一阵子，她什么约会也不去。她甚至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对阿特伍德先生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而拉尔夫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在她住所附近徘徊，等待她做决定。有一次她带他回了宾夕法尼亚的家（她从不敢想象带玛莎去的情形），见了父母，但直到复活节她才最终屈服。　
皇后区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经常组织大型舞会，拉尔夫那帮人常去，那次他们也去了。当乐队奏响《复活节游行》的乐曲时，他紧紧地拥着她，几乎让她动弹不得，还在她耳边轻声哼着旋律。她从来没想到拉尔夫会有这种举动——这么甜蜜温柔——很可能那会儿她并没有决定嫁给他，但至少是从那以后她才开始想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格蕾丝摇曳在他沙哑的哼唱里�